贾静晗

　　

　　等活儿

　　北京六里桥的农民工们发觉，今年的活儿特别不好找。位于西三环中路和京港澳高速交会处的六里桥曾是北京有名的民间劳务市场，几经变迁，如今仍有一些农民工聚集，等待招工者开着面包车来“拉人”。

　　62岁的陈同复一个月只接到两天活儿，在工地上清扫、运垃圾。53岁的徐绿山上一次进工地是去年8月，此后再没找到一天工作。他7年前患上了眼疾，3个月前，他身上的钱花光了，靠工友接济、翻街边垃圾桶里的剩饭剩菜度日。

　　3月末的一天下午5点，大多数找活儿的农民工已经离开六里桥，59岁的唐丛和独自坐在路边，身上罩着一件肥大的迷彩棉衣，两只袖口磨得发黑。他身高不足1.6米，戴了一副从路边捡来的粉色框眼镜，镜片后，他右眼血红，说是因为上火。他有5天的工钱没拿到手，1250元。工地老板说还有3个厕所没拆，叫他回去等几天，拆完一起结。唐丛和于是天天来六里桥下等，老板只要一打来电话，他能立马赶到工地。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北京许多工地都停工了。但对大龄农民工而言，需要担心的不只是疫情。

　　近三年来，上海、天津、广东深圳等地先后出台了建筑业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上海2019年发文，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在一个工地招工APP上，大量招工启事都注明了只要“55岁以下”的工人。一些招聘中，年龄的上限被划定在50岁或45岁。大龄农民工正在被淘汰，六里桥下的农民工们相信，至少现在，仍有建筑工地能够“收留”他们。

　　老去的工地

　　另一边，一家装饰装修公司的负责人苏勤正面临着“招不到工”的窘境。苏勤说，疫情之下，农民工去外地务工的意愿大大降低。

　　此外，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工地。早在2008年，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多从事餐饮、销售等服务性行业，而从事建筑、开矿等“脏、累、险”职业的比例明显降低。

　　苏勤做了20年装修工程。起初，工地上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还有些十八九岁的，把工地当学校，跟在老师傅身后做学徒、学技术。而现在，苏勤所在的工地有80多名工人，半数的年纪都超过了50岁，其中年龄超过60岁的工人有五六名。

　　工地正在老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逐年提高。2020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2016年提高了2.4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相较2016年增加了7.3%。

　　一名来自哈尔滨的包工头说，由于招不到年轻人，当地大多数工地仍在招收大龄农民工，补充劳动力缺口。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在调研中也发现，6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建筑用工中仍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

　　回不去的农村

　　眼睛血红的唐丛和在工地上打了9年零工。他曾两次被骗进黑砖厂，对长工不再抱有信任。建筑工地庞大、临时，零工活跃，唐丛和钟情于此。11年前，唐丛和为了攒钱给母亲治病，从老家四川巴中来到北京。头两年，他在顺义一家砖厂打工，累得承受不住，离开砖厂，干起了零工。2017年，母亲去世，妻子嫌家里太穷，带着孩子离开了唐丛和，从此几乎再无联系。

　　徐绿山是河南省潢川县隆古乡高稻场村人。1998年，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徐绿山在外打工，家中年迈的父母种不了地，他就没有要村里分下来的土地。父母过世后，家里的土屋也塌了。没地、没屋，农村回不去了，徐绿山说自己成了城市里无根的“游魂”。

　　头发花白的陈同复来北京打工的原因是这样的：“两个孩子都不孝。老二结婚的时候，给他盖房，买车，花了80多万元，是我拿的钱。现在还有一二十万元借的钱没还清，两个孩子都不愿还……只有我来还。债不还完，怎么办呢？”

　　“60岁仍在工地上的，一般都是家庭负担比较重的农民工。”吕德文说，“农民家庭正处在一个‘转型、进城的进程中，子女要在城市安家生活，所以这一辈的农民工需要有务工积累来支持整个家庭，仅靠务农收入是无法发展他的家庭的。”

　　大龄农民工“离不开建筑工地”，背后还涉及养老问题。与许多大龄农民工一样，唐丛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理由是没余钱。现在，他关心的是该上哪儿找下一个工地，以及上份迟迟没到手的工钱。

　　安全的成本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霍薇认为，建筑工地“清退超龄农民工”不仅有生产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近年来用工成本不断上升的结果。

　　她曾经代理过一个案子，一个农民工在工地受伤，成了植物人，最后工地老板赔偿200万元。“对于一个小工地，完工之后能赚200万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工人受伤，赚的钱就全赔进去了。更别说有两个、三个人受伤了”

　　“超过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因工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法律界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在现有规定中，男性60周岁、女性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农民工和工地便不再是劳动关系。

　　在吕德文看来，仅就劳动能力而言，当前大部分农民家庭中，60岁仍属于壮年劳动力。他建议，“清退”的标准可以软化，变成有没有劳动能力，而非一刀切的“60岁”。

　　3年前，唐丛和在工地上打电镐，瓷砖的碎片飞进了眼睛里，他请医生用镊子把碎片抠了出来，从此一上火，眼睛就泛起一片血红，什么也看不清。由于常年吸烟和接触粉尘，他还频繁咳嗽。“我们已经这个年纪了，身体总会出一些毛病。”突然之间，等待工钱和新活儿的唐丛和变成了一位无奈的老人。

　　（文中陈同复为化名）（摘自《中國青年报》2022年4月13日，有删减）

　　跟帖

　　在豆瓣“农民工子女”小组里，一个《父母养老问题才是最让人焦虑的》帖子得到了最多回复。发帖人说，他的父母为了攒养老钱，减轻他的负担，前几年开始跟着亲戚外出务工。帖子中写道：“虽然一辈子做最辛苦最枯燥的工作，但没有社保，农村合作医疗加上地方政府推出的重疾险，大病能报不少，但小病门诊啥的报很少，保费也在飞涨……我父母都55岁了，他们还能打几年工啊！我现在才毕业两年，将将自立。”

　　【适用话题】老龄化；农民工；生存；时代04B84638-F3A7-4473-96FA-8DA34C2A7F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