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

　　2013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完本硕，我阴差阳错地进入故宫博物院。“入宫”之后，我被分到了工程管理處，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部门。录取之后我在官网上检索才知道，这是做古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工作的。我有点伤感，看来就此要远离考古了。

　　没想到，这是一次新的出发。

　　入职不久，我跟着任务分工参与了宝蕴楼修缮保护工程项目。刚走出校园的我，被泼了一盆冷水——自己以前学的偏重保护理念和形制研究，却解决不了修缮过程中实际出现的具体问题，对北方官式建筑及工艺做法也基本不了解。最关键的是我听不懂“行话”，一跟施工人员聊天就知道自己不懂行。

　　但考古人天性乐观，而且对考古人来说，下工地不算事儿。我每天干得最多的，就是背着相机爬脚手架，观摩外界难得一见的修缮工作，向同事、同行、施工方和工匠们讨教，把修缮的每个过程和做法都用相机拍下来，整理记录。在宝蕴楼的修缮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古建筑有很多隐蔽的部位，这些部位蕴藏的很多信息，可能只有通过修缮才会重见天日，有的还可能颠覆人们以往的认知。

　　2015年，我开始全面负责故宫大高玄殿修缮工程的现场工作。有了宝蕴楼项目的经验积累，我想把考古的理念方法运用到古建筑修缮保护过程中。我首次带领故宫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走上屋顶，在屋顶上布置探沟、进行“考古解剖”，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同时，我们把发现的重要遗物，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编号、记录与保存，弥补了施工中大量文物信息丢失的缺憾，也为后期的修缮保护方案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信息依据。后来，这被大家戏称为“屋顶考古”，也成为故宫考古的一大特色。

　　记录与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这是与考古工作最大的区别。考古是发掘完了回填、收工，回到室内整理研究；而修缮项目是在解体之后还要再安装还原回去。

　　曾有一座建筑的木基层残损严重，由于它在不同时代都经过修缮，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制做法，施工单位就来问我们和设计单位，以什么形制为准进行复原。木基层是古建筑的隐蔽部位，常常在施工图纸里得不到体现。但我们事先进行了详细的测绘记录，对现存的各种形制做法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原始做法。我们把数据图纸给施工方，他们非常惊讶，也心服口服，并据此进行修复。

　　在屋顶上的“考古”，让我找到了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方向——在故宫把考古做成故宫特色，乃至中国特色，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考古的外延和生命力。从卸下的瓦、木、砖等各种构件上发现的信息，似一部无声的史书，又像一幕幕电影，向我展示当时的人、文化以及社会。

　　（潘光贤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10月26日）

　　【观点速用·将“所学”与“所做”结合】学考古专业的“我”被分配去做古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工作，本以为与考古就此“分手”了，没承想却是新的出发——在故宫屋顶上“考古”，并且做出了故宫特色。许多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所学”与“所做”似乎不大对口的苦恼，但当我们投入实际工作时就会发现，“所学”的外延和生命力远远大于我们在课堂和书本中所已知的。

　　（特约教师 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