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应该以同情之心去看待那些移民，而不是敌视、侮辱、谩骂，欧洲不应该用带刺的铁丝网去迎接那些移民，不应该有这种卑劣的态度。”北京时间2021年10月7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一位敢“炮轰”欧洲的作家。颁奖词是：“因为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消息一出，国内的读者都傻了眼，没人敢假装认识这位诺奖作家，各大社交平台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只有人悻悻地称“村上春树又陪跑了”。不仅在国内冷门，在诺贝尔奖的官方推特发起的投票中，有93%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表示从未读过他的作品。那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为什么能够获得诺奖？他写了什么？他笔下的世界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获奖人档案

　　后殖民主义作家、文学评论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近20年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人，也是历史上第七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裔作家。

　　他1948年出生在桑给巴尔（Zanzibar）。桑给巴尔位于东非，是印度洋上的岛屿。这个地方在1890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63年和平解放，但次年，桑给巴尔就发生了暴力革命，发生了一场针对阿拉伯裔公民的屠杀和迫害。此时，作为受迫害对象的古尔纳刚好18岁，他不得不离开家乡，流亡到英国，直到20年后，他才返回桑给巴尔，但故乡变成了如今坦桑尼亚聯合共和国的一部分。在英国，他和石黑一雄相似，属于典型的移民作家，用英语写作，关注后殖民时代的议题。1982年，古尔纳获得了英国肯特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他开始在肯特大学英语系任教（现已退休），主要研究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写作，特别关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印度。在此期间，古尔纳发表过不少关于当代后殖民作家及其作品的论文，研究奈保尔、拉什迪、索因卡等作家，主编过两卷《非洲文学文集》（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1993，1995），还曾担任英国文学刊物《旅行者》（Wasafiri）副主编。

　　古尔纳于1987年开始创作，目前写有十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虽然已有多本小说问世，但遗憾的是，新出炉的诺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并没有单行本在国内引进出版），尽管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但英语是他的主要写作语言，难民则是贯穿他所有作品的重要主题。英国文学评论界对古尔纳的创作赞誉有加，认为他既有奈保尔的锐利文风，又有本·奥克里的诗性语言。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出于对非洲故土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流散者们希望在英国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非洲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以及英国社会的排外，他们又很难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不停地在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回忆之间协商，试图找到一种平衡。

作品简析

　　故乡的记忆对古尔纳的写作至关重要，他的多部小说都与移民到英国的经历息息相关。如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里的故事发生在非洲，讲述了一位试图离开故乡，最终返回破碎家庭的青年的故事；第二部小说《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则讲述了主人公的流浪生活，他试图在新的家乡英格兰隐藏自己在坦桑尼亚的过去，最终还是与过去和解，找到了朝圣之路；第三部小说《多蒂》（Dottie，1990）讲述了一位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黑人移民女性如何通过阅读建立了身份认同。

　　古尔纳多部作品的主题是殖民、后殖民主义、现代人的自我性。其中曾入围布克奖的《天堂》（Paradise，1994）作为突破之作，是对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笔下一个青少年冒险故事的改写——他将原作的圆满结局改成了悲剧，这也彰显了其创作特色，即刻意挫败读者的期待，挑战类型叙事的逻辑。

　　《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1996） 和《海边》（By the Sea，2001）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挣扎在过去与未来、故乡与新家之间，试图通过沉默与自我欺骗抹除自己身上故乡的痕迹。

　　后来古尔纳在小说《抛弃》（Desertion，2005）中的一句话，在某种程度上陈述了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这是一个包含着许多故事的故事，它们也许并不属于我们，却作为我们生命长河的一部分，捕获我们的心，并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最后的礼物》（Last Gift，2011）在主题上延续了《朝圣者之路》，2017年出版的《砾石心》（Gravel Heart），书名则是对莎士比亚的《针锋相对》（Measure for Measure）中台词的引用。2020年，古尔纳最新出版的小说《死后》（After Lives）是对先前作品《天堂》的延续，继续讲述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非洲东部的历史。这本小说还有一个反复强调的主题是，当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这本书中是种族歧视）要求顺从与牺牲时，个体是无能为力的。

链接：对难民题材的关注，是他获奖的重要原因

　　古尔纳获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难民题材的关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 Anders Olsson所说，古尔纳自身的难民经历反映于其小说作品之中，他所塑造的角色往往纠结于文化、国界、新旧生活之间，呈现一种“永远无法解决的不安状态”。古尔纳其人，自始至终有对真理的坚持和对过度简单化的厌恶，他既是犀利的、不妥协的，又对个体充满同理心。他的小说打破了刻板陈述，将我们的目光引领到多元的非洲东部——一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太熟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流动的，包括记忆、姓名、身份。他的创作既不是温情脉脉的和解叙事，也不是政治口号的简单控诉，而是在难民题材之下，尝试重新定义非洲，重新理解非洲各国人民因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产生的政治束缚。这在难民问题早已波及全球的当下，具备十足的现实意义。

　　

精彩赏读

　　囚 笼

　　□[坦桑尼亚]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有时，哈米德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在这间小店里待了很久很久，而且将会在此度过余生。

　　他不再觉得日子难挨，夜深人静时，也没有再听到那曾经让他吓破胆的窃窃私语声。现在他知道了那声音是从长满虫豸的沼泽里传出来的。正是那些季节性出现的沼泽，把市区和乡镇分隔开来。

　　小店正处在通往市区的一个主十字路口，地理位置不错。每天清晨第一缕曙光出现，最早的那批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时，小店就开门营业了。晚上，一直要等到最后的游荡者没精打采地回家才会打烊。

　　他得意地说，当售货员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过路人。店里忙的时候他脚不着地，一边和顾客们插科打诨，帮他们从货架上取下各种商品，一边为自己的驾轻就熟而沾沾自喜。干得累了，就一屁股坐在一只充当钱柜的箱子上休息片刻。

　　…… ……

　　晚上关好店门，他就去法吉尔老人那儿坐上一会儿。老人是店铺的主人，就住在店后头。白天，一个住在附近的女人会过来照顾他，作为回报，她可以从店里拿一些日用品回去。但是到了晚上，这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还是喜欢哈米德坐在一旁陪他。

　　他们聊天的时候，老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行将就木的气息弥漫在屋子里。通常也没什么好说的，无非抱怨一下不景气的生意，哀怨地祈祷一下能恢复健康之类的罢了。有时法吉尔情绪低落，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起等待着他的死亡和他的残生。这时，哈米德就会把老人扶到厕所里，看看他的夜壶是不是倒干净了，然后就走了。到了夜里，法吉尔会自言自语，有时还大声喊哈米德的名字。

　　哈米德睡在里面露天的院子里。碰上下雨天，就在店里收拾出一块地方凑合上一晚。他独自过夜，从不出门，有一年多的时间，几乎足不出户。在此之前也只是和法吉尔一起出去过，那时老人还没有卧床不起。每周五，法吉尔都会带他去清真寺，哈米德还记得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路面碎裂的人行道在雨天冒着热气的情景。

　　回家路上，他们会顺便去一趟市场，老人会告诉他那些甘美多汁的水果和色彩鲜艳的蔬菜叫什么名字，还会挑几样让他闻闻或摸摸。自从十几岁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后，哈米德一直在为老人干活。法吉尔为他提供食宿，而他则帮着法吉尔照看小店。每天晚上他都是一个人过的，他常常想念他的父母和他出生的那个小镇，尽管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但一想到这些还是会泣不成声、黯然神伤……

　　（选自《非洲短篇小说选集》译林出版社，有删减）

　　【小编画外音】哈米德被困在小店里很久很久，这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许很难想象，但是在作者笔下，真实再现了非洲的原生生活，让我们看到“哈米德”们的无奈与挣扎。如果大家读完整篇小说，就能感受到文中暗含多处隐喻和象征，作家的作品是其人生经历的缩影。或许在未来几年中，我们有机会阅读到这位出身于桑给巴尔岛的作家更多优秀的作品，以及那个不为我们熟知却十分多元且历史厚重的东非世界。

　　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

　　□[坦桑尼亚]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译/林晓妍

　　“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她（注：穆娜）听到女儿卡迪加说，穆娜尽力记住卡迪加更喜欢被称为卡迪，尤其是在她的朋友面前。那天下午，卡迪加和她的朋友，通常是和克莱尔、艾米一直在看《走出非洲》。大多数星期天下午她们都是这样度过，轮流去各家看电影录像。在卡迪家里看录像，在其他人家里看DVD。

　　當电影结束时，或是在故事结尾后的短暂沉默中，卡迪那样说。这是对电影中重复的挽歌的模仿；“我在非洲有一个农场”，用嘶哑的声音说着，像是为这片土地哀叹，让凯伦·布力圣陷入悲剧之中。失去爱情，失去农场，失去天堂，最后破落。卡迪接着说了那话：“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

　　穆娜想要冲进去告诉她们不是那样（她去农场是因为家庭因素，并非自愿；而她在农场也曾遭人觊觎，是段复杂的记忆），根本不是那样的。但在卡迪说话之后，她听到有人嗤之以鼻，这让她犹豫不决。她想，这是艾米，惊讶或开心得咯咯笑。你妈妈真的在非洲住过农场？也许卡迪的话只不过是青少年朋友之间的吹嘘。这是她童年的故事之一。孩子们小的时候，总喜欢听故事。他们有时会催着她讲故事，好像他们能从中得到启示……

　　卡迪没有那么真切地记住故事，经常不得不提醒她。“是的，你知道他是谁，奥马尔姨夫，我 14岁的时候在他的农场住过几周。”出乎意料的是，卡迪有时会记得。像现在这样，在看了一些帝国的怀旧电影后，她想起了农场，然后告诉她的朋友，我的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但那个农场和电影里的一点也不一样，没有飞驰而过的车马和水晶玻璃，没有仆人，没有人可以自救。她是受管制的人，服从于生命和其他人，被那些爱她并拥有她的人从这里送到那里，再送回来。这就是卡迪的朋友窃笑的原因。她非常清楚，不可能像她们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好生活一样。不用多想，她就会知道卡迪的母亲不可能生活在真正的非洲农场里，那里有开阔的天空和浓浓的树荫，有刺槐大道和灯火通明的走廊。更可能的是，卡迪母亲的非洲是你在电视上瞥到的另一个非洲，街道上挤满了人，在尘土飞扬的田野里，孩子依偎着母亲。

　　也许卡迪的朋友不知道她这么想，也许她没有窃笑。穆娜感到自己很愚蠢，她甚至想冲进去对她们抱怨。她好奇那种感觉留下的苦涩味道。是她的年龄？她听到卡迪的请求。“请假装我妈妈在非洲时的样子，假装我像你。”也许这根本不是一个请求，卡迪只能把非洲想象为她刚看到的照片，只能看到她母亲像那样生活。

　　她们已经14岁了，她会让她们感到尴尬，最重要的是卡迪。如果她进去了，告诉她们，她住的那个农场和那个虚构的奢侈品一点也不一样，它小而且贫瘠，也有人，它不在非洲，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地方，从草和叶子的气味到天气的最小变化，一切都有名字……

　　【小编画外音】古尔纳的作品中仅有三篇短篇小說（《囚笼》《博西》《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有中文译本，《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这篇小说通过描写非洲少女在农场短暂而真实的生活和对控制者的警觉与恐惧，流露出他对女性以及非洲生态的关怀，打破对非洲的浪漫幻想，还原非洲的现实。因版面原因，不能将全部内容呈现，感兴趣的素粉，可通过本刊微信公众号“意林作文”回复“2021诺奖得主作品”查看。

　　博 西

　　□[坦桑尼亚]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们坐在藤壶密布的码头上，两只脚在空中摇摆着。玛格丽特公主码头笼罩在午后长长的阴影里，我们望着脚下的大海浪花飞溅，变幻出胳膊、腿和亮闪闪的牙齿。我给他讲了个很长的故事，连篇的谎言，温文有礼而不失睿智。我告诉他，有一个人站在海边撒尿，就这样尿个不停，仿佛一条看不到头的舌头，盘绕在人的体内。在玛格丽特公主码头，我们看着费雷杰像一条鲨鱼一样喝着水。他获得了联校比赛冠军那天，水面泛着波涛，明亮耀眼。1956年的一天，就在这个码头，善良的公主双脚踏上这片卑微的土地。在欢迎仪式上，安放在码头另一边面朝大海、用水泥加固的四门大炮响了起来。

　　信就在那天早上送到，一张脏兮兮的纸片，撕碎了我为自己营造的宁静。航空信封的背面，清晰地写着名字“卡里姆”。手写的“新年快乐”几个字，占满信封其余的空间。

　　……（注：这里主人公收到在外留学的同乡人卡里姆的信，卡里姆对他说了留学生活的一些情况，然后在信的后面略略提到了以前的同学拉希德·博西的妹妹，说她现在成了妓女。）

　　过去的错事如今写下充满着快乐。有一次……可我们做得既莽撞又自私。如今这个品德恶劣的傻瓜会取笑你妹妹了。他在那里找不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书，要我寄给他几本。你错过了最惨的一幕，拉希德。你错过了最惨的一幕，我的博西。你妹妹仅仅充当了一个注脚，没人为她流下一滴泪。你也是，你和我，我们看着邻居沦为乞丐，卖掉女儿换回鲨鱼肉，也会坐视不理，也会一笑而过。那些人专横地骑在我们头上，来教我们如何温顺。你和我，我们有些东西……在这个冰冷且总是充满敌意的地方，我经常想起你。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我第一次为你哭泣。可那时，无情的泥土已将你的鲜血变成了灰尘。

　　（选自《非洲短篇小说选集》译林出版社，有删减）

　　【小编画外音】整个故事可能有点难懂，但值得细细回味，每看一遍都会心痛一次。在故事中，懵懂少年在经历个人生活的重大挫折和转变的同时，被历史风云所席卷。在举重若轻的讲述和充满蒙太奇感的画面中，古尔纳写出了年青一代在对抗殖民文化上的无力感。希望素粉们移步公众号，我们一起讨论！

精彩时评

　　将诺奖颁给古尔纳，或许比颁给米兰·昆德拉更有意义

　　□宗 城

　　其实，单纯从文学性来说，布克奖、布克国际奖、龚古尔奖、卡夫卡奖等，都不逊色于诺奖，只是诺奖的影响力更大。我们不妨看到，诺奖不是评判杰出作家的唯一标准，普鲁斯特、卡夫卡、托尔斯泰、鲁迅都没得过诺奖，但这不折损他们的伟大。

　　文学没有“最优写作者”一说，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分不出高下，文学评判做的是通过严肃讨论，甄别出更有创造力和潜在经典意义的作家。昆德拉在有中译本之前，在国内读者眼中也是小众的。所以对一个文学奖来讲，更为重要的是现实意义，即为真正具有创造力，却不被熟知的作家，打开通往遥远土地的大门。

　　因此，将诺奖颁给作品优质但小众的作家，比颁给米兰·昆德拉、阿特伍德、村上春树更有意义。昆德拉等人，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力、作品畅销且不缺乏译本和读者的作家，他们不需要靠诺奖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通过诺奖被世人所知，与遥远国度的陌生读者相遇。换言之，昆德拉得不得诺奖，你都知道他，但更多作家，如果没有诺奖，他们就很难被看见，他们的代表作也将迟迟不会被引入国内。

　　比如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格尔特雷斯，他是东欧的杰出作家，但目前的中译本只有《生命边缘的女孩》。他的代表作《炫目》三部曲和长篇史诗《黎凡特》都还没有中译本。

　　又如匈牙利小说家彼得·纳达斯。他的代表作《回忆之书》没有中译本，三卷本《平行的故事》也只有第一部被漫步文化引进。纳达斯在中国寥人问津，可他在东欧和德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不仅是诺奖赔率榜常客，还是匈牙利艺术奖（1989）、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1991）、莱比锡图书奖（1995）、法国最佳外国图书奖（1998）、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2003）得主。

　　尽管我们已经读到了大量外国文学，但还有很多精湛的、属于当代的作品，无缘被我们看到。这不是作家的遗憾，而是中文世界的遗憾，因为那些作品可能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就已经出版，而中文世界错过了第一时间读到它们的机会。那些作品，不仅暗含着文学的创造、语法的革新，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遥远的国度，最前沿的作家究竟在写什么、思考什么。

　　其实别说遥远，哪怕是邻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你是否能不查资料，脱口而出三位当代作家的名字？

　　至于心疼昆德拉、阿特伍德、村上春树，更是大可不必。诺奖的投票是五十年后才公开的，各大赔率榜的名字，都只是庄家按照市场与赌注排的，而不是诺奖的官方赔率榜，所谓“陪跑”只是市场噱头，这些作家是否被评委考虑在内，只有五十年后才知道。而他们，其实早就过了需要文学奖来证明自己的阶段，未来检验他们文学分量的也不是诺奖，而是三十、五十乃至一百年后，他们的作品是否能超越时间的束缚，依旧一次次被人重读。

　　所以，对于诺奖，我们不妨以平常心看待。毕竟，如果连文学也变得急于分出胜负，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摘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