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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典的形式解读良渚

时间:2023/11/9 作者: 全国新书目 热度: 31355
◆文/马黎

  

  《良渚词典》马黎 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3/78.00元

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之后一年的7 月6 日,我给还在英国的秦岭老师做了一次访谈(下一本书的内容之一)。我说:“对于良渚文化的认识,80 年来不断在变化,不断在增多。但是考古学家发现得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以至于我们现在对它的认识依然可能并不多,王宁远老师说大概依然不超过20%。考古不断接近历史,但永远无法完全揭示历史。这反而更有趣,给了我们很多开脑洞的机会。良渚还有哪些未解之谜,还有哪些没发现的部分(潜力),是您特别感兴趣的?”

  秦老师一贯率直:“20%?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呀?对于古代社会,我们无法知道面对的全体是多少,又怎么可能计算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了多少呢?何况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不一定是历史真相,比如良渚到底有没有文字。”

  这个回答当时让我震了一下,并且这两年经常会在我的脑海中跳出来,影响了我对历史考古以及很多问题的理解。又有一天,我问“鸟博士”陈水华老师关于良渚鸟的问题。他说:“可以先和你说一个概念:取样偏差。考古都存在取样偏差。就算这1%也不是随机取样。由于取样偏差的存在,历史真相无法认识是有道理的。”

  以上这些,或许是我对良渚的了解“加深”的地方——并不是某个知识点的增长。

良渚申遗成功在普通人的认知中好像就是那一锤子的“结果”——知道良渚吗?知道,申遗成功了啊。“良渚”这个词突然被放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当然还有世界人民),或者说经常出现在新闻和热搜里,但事实上,对于它的前史,它的基本面貌,包括“身高”“体重”“成长史”,我们的准备都不足,强行吞下了这颗果实。这是我在良渚申遗之后的日常观察——不是特意观察,因为采访、写作时与人交流是日常。

  

  1986 年,纪念良渚文化发现 50 周年,与会代表参观反山

  有一次我和几位小学老师聊天,他们问良渚的高度在哪里,能不能概括几个特点——这问题大得有点无力。我想,那就甩金句吧,比如那句很有名的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几位老师连续问了两次,才把这句话完整记下来。我表面平静,心里震惊,这句话在这些年对很多人(比如我)来讲已经成为了肌肉记忆,但在杭州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却毫无知觉,甚至是感到陌生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只能从写作者的角度,从记者这个内容生产者(不是搬运者)的角度去想。从2012 年4 月第一次接触考古,第一次写良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我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一个小白,一个普通人,如何走进没有文献记载的5000 年前,看见良渚人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关于良渚的外貌特征和内核,都来自手铲——手铲底下有新事,有被人类遗忘的曲线和脉搏,《看见5000 年——良渚王国记事》实现了这一点,也记录了良渚考古发掘的过程。

  然而,两年后再看这本书,其中还有很多疑点和矛盾。我仅仅介绍了一个人的身高体重,喜欢吃什么,爱好什么,活到几岁——对普通读者来讲,这些是不是够了?比如,有读者看到良渚人吃葡萄的描述表示怀疑,实际上植物种子的发现就是铁证,获取了这个知识点就是一种收获。

  但我对“涨知识”这个层级是不满足的,那问题就又来了,普通读者需要深度吗?我的定位是什么?我不是专家,如果读者想去寻找玉琮是什么,或许更应该选择学术著作。那么,我的作用是什么?除了不断补充一些新发现、新素材,良渚还有什么好写的?

  

  反山器物提取:递玉器者王明达,清理者杨楠 摄影者新华社摄影记者吴元柳,绘图者刘斌

  有一天在微博“摸鱼”时,看到一位读书博主“鹿鸣之什”晒了一本《普鲁斯特私人词典》,里面全是用词条形式写的小短文,结合普鲁斯特本人和《追忆似水年华》里的故事,比如“里茨酒店的冰淇淋”“出版商”“电”等等奇奇怪怪的词条,东拉西扯的同时,全是毛茸茸的细节。有些是只有书迷才能懂的梗,但像我这样没有读过《追忆似水年华》的人随便看一个词条也没有障碍,普鲁斯特十级学者写的戏外戏足够引发读者的好奇和兴趣。实际上,作者是一对父子,是普通读者,不是作家、评论家或其他家,书后面附有参考书单,可以借此进阶阅读《追忆似水年华》。

  那么,良渚是不是也可以有一本“非典型”词典?它不是标准器,但可以是基本款——良渚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每一个零部件都没有标准答案。它不是百科全书,而是一个看着良渚长大的局外人——走在考古边上的人的贴身观察。人与事都不必完整,可以零碎,可以是和考古人聊天时的八卦,里面有未尽的讨论、独家资料,还有一点很重要,它是雪中冒着热气的温泉。比如,《水井》这个词条。

历史总是被轻易抛诸脑后,遗忘是人的通病。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文明如良渚在这一点上更冤,连遗忘似乎都谈不上。如果不是80 多年、前后四代考古人至今未断的接力,我们就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早期国家存在了一千年,并且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考古人在不断刮面和思考中一点点拼凑出良渚人的历史,我或许是他和他们的观察员,尽可能记下那些转瞬即逝的时间碎片。

  我在意的故事是:王宁远说他曾经想过,申遗那天最好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石坞的水库边,开着手机听着它变成世界遗产。实际上那天他坐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现场,正在给记者审稿。

  方向明说,一个上午被琐事打扰之下可以临两幅线绘图,下午如果不是被叫去开会,就可以完成四幅。良渚王刻神徽的时候,一定也是在房间里进行,房间要有大窗子,卞家山那个小气窗不行,一定也要有桌子椅子,不可以蹲着。刻刀会常坏,这与我用坏了多支德国针管笔是一样的,刻刀坏的时候情绪会略受影响。刻纹会有个人风格,我临完八幅就可以大体知道这个大琮是一个王刻的还是王累了有人替代的。

  我们是否可以对自己的历史保持记录——叙述和表达,在我看来比追求“真相”更重要。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知道眼前看到的历史的真实度是多少。没有任何一个夜晚是真正寂静的,还有很多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看见5000 年——良渚王国记事》出版后,我去上海给金宇澄送书,他问你的理想读者是谁?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去想谁读或为谁写这个问题。

  “你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你现在不知道,但会渐渐发现。好比你写信是写给谁?朋友、老师的话,有些事就不用交代,如果是长者、小朋友,基调就变了。你究竟为谁而写?我写《繁花》时说要放低姿态,实际上,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喜欢的几个人,比如上海的小宝,他们看得发笑就好。我有标准。所以,一般性的事情是不是就不要写了?如果老金看,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原来还有这种事。那就好了。比如考古装备,我不知道,就可以写得非常详细。哪些不要写?报道很多的,比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有什么意思?好在,考古的事情基本上外人都不知道,而参与者的人生经历,要写。

  “考古人他们都是什么专业毕业的,他们的基本功是什么?过去没有照相机时,他们在现场是什么状态(附老照片、考古笔记、考古日记),而现在他们又是什么状态?你最早进入考古现场的笔记还有吗?不要看不起当时的幼稚。这等于说,写你所知道的考古,考古的步骤、程序,加入一些八卦,比如恋爱。宕开一笔,写一写又回来了。考古的工具、材料、笔记本,都可以仔细梳理。他们穿什么衣服,吃饭怎么吃,晚上在哪里睡觉,过去和现在的比较,大家要看的是细节。”

  这是我那天在返程的高铁上记在小本本上的内容,一些解惑,一些开朗,极大地促进了《良渚词典》的发动。当时它的形态还未出现,却在写作中经常被想起,其中大部分“非虚构”我想会出现在下一本书里。

在写作中没有“应该这样”或是“该有的样子”,不必依照固定结构写下去,自由是在写作中得到的,但我怕自我重复,怕失去新鲜感,这就需要重新打碎材料,串珠成链,做出另一条不同的“手串”。词条式写作不同于两米长文,需要物尽其用、事无巨细,也需要点到即止,更需要重新思考、凝聚。这又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自虐了吧?但是,走近它(良渚也好,自己也好)的唯一方式就是再次书写它,虐一下挺好的。

  从5000 年到2022 年,我似乎没有什么进步,还是那个继续捡石头的人。

  这本词典里找不到标准答案,也不希望大家是来找标准答案的。我觉得它很像良渚水坝,挖了十多年,一片陶片都没有,但为什么还要挖?王宁远说,我每年的目标其实是看看能不能在这堆土里面找到一棵草,找到一颗种子。这才是最大的宝,希望这本词典就是这样的一堆土。

  有一次采访徐天进时,他说没人喂你吃饭,就不会吃饭了,这就不合适,当没人喂你的时候你也照样能吃。我想,这样至少可以激发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教育孩子一样,灌输式教育不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尽可能采用启发式教育方式,希望这本词典也是如此。

  很多人说这几年考古很热,其实考古从来都没有热过,大家关心的是宝贝和传奇,追逐的往往是网红打卡点。作为考古学,它依然很冷。这本词典里没有这些,只有考古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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