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2014 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著作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家庭与社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西文化关系史》《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等。

　　

　　《<资治通鉴>中的历史智慧》张国刚 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9/60.00元

　　战国时期，魏国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战国七雄中，魏文侯（公元前472 年-前396 年）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后来秦国商鞅变法也是以魏国为蓝本的。

　　魏文侯在位四十九年，特别善于识人用人。在他的领导下，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官僚政治开始逐步替代贵族政治。

一、天时地利，内外人和

魏国的崛起是有多种条件的：首先，就“天时”而言，当时秦国尚在“沉睡”，齐国君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可以说没有强敌；其次，就“地利”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领地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区域；最后，最重要的“人和”因素在于魏文侯在开国后数十年中积极作为、励精图治。

　　先说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和赵国几欲开战，都曾到魏国借师，对此魏文侯采取了和事佬的态度。韩国来借师时，魏文侯说：“我和赵国情属兄弟，不能答应你的要求。”赵国来借师时，魏文侯也这样回应。起初，韩、赵都对魏国的态度很不满，“二国皆怒而去”。后来他们醒悟过来，明白了魏文侯想让两家和平相处的良苦用心，于是“皆朝于魏”。魏国重“人和”，促成了三晋的结盟，自己也因此成为了盟主。

　　在内部的“人和”上，魏文侯首先通过改革化解矛盾，同时注意识人用人，儒法并用。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而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悝（又称李克）为相进行变法，史称“李悝变法”，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尽地力之教”，鼓励垦田。李悝颁布的《法经》指出，王道政治最紧急的要务是惩治“盗”和“贼”，强调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以求国内安定和睦、百姓安居乐业。

　　《法经》后来被商鞅带到秦国，成为商鞅改革的起点。李悝出自儒家，又是法家的鼻祖，因此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的序中说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只要务实，用之于治国实践，就不能没有法制手段。汉代以后号称崇儒的政论家（如贾谊）、政治家（如唐太宗）莫不如此，其源头就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悝。

二、谁更适合担任国相？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一则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悝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觉得谁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悝听后没有指出具体人选，而是讲了讲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即用人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看他居常时亲近谁，富贵时结交谁，显赫时保荐谁，困顿时何事不为，贫穷时何利不取。李悝说：“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的人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魏文侯大喜道：“先生回去吧，我知道该选谁做国相了。”后来，李悝的这套识人术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李悝刚从魏文侯那里出来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选了谁啊？”李悝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一听马上变了脸色，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那么，魏成与翟璜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魏成将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魏文侯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三位大名鼎鼎的儒门弟子。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文学”见长，甚至有人认为《论语》就是卜子夏及其门人编纂的。魏文侯师从卜子夏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请著名儒商子贡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由此备受诸侯的赞誉。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记载了一件事，秦人曾欲伐魏，有人提醒道：“魏君礼敬贤人，仁爱国人，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魏文侯推荐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比如西河都守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甚至李悝本人都是翟璜推荐的。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但从根本上看，魏成与翟璜推荐的人才是不同的。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严格自律，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悝、吴起、西门豹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司其责，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悝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后来，李悝告诉翟璜：“你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这一评价，并为先前的失态向李悝道歉。

三、领导者应该更自律

国君治国理政，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才俊和辅佐之人，更需能帮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

　　有一次，魏文侯正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赏乐，其间魏文侯说：“钟声不对称啊，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听后只是笑笑，没有说话。魏文侯不解地问：“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这才回答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您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啊。”他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应在用人当否，不宜即兴评论臣下的具体工作。

　　还有一次，魏文侯之子魏击路遇田子方，下车躬身施礼，但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田子方大声嚷道：“是富贵者值得高傲，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高傲，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封邑。失去了国家和封邑，再想重新获得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是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魏击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导者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在所著的《稽古录》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历代君主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的国君，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约束自己，国家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者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只有在说话、处事、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大的事业。

　　公元前396 年，魏文侯去世，魏击继位，是为魏武侯。一年后，李悝去世。魏武侯开始按照父亲魏文侯及李悝制定的国策执掌朝政。好在魏文侯留下了强大的家底，经过短暂休整后，魏武侯开始一展宏图，征战天下。在作战指挥上，魏武侯与其父不相上下，但在用人方面，他大大逊色于其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逼走名将吴起。

　　吴起早先效力于鲁国，受到排挤后投奔魏国。魏文侯知道吴起很有军事才能，就让他带兵。公元前409年开始，吴起作为主将频频进攻秦国，取西河之地，名震遐迩。但魏武侯即位后并没有用吴起为相，而是起用了平庸的田文。田文死后，魏武侯又任用公叔痤为相。公叔痤畏忌吴起，就策划了一个阴谋，使得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最后，功绩卓著的吴起噙着眼泪逃离了魏国。

　　吴起本人确实有他的弱点，但被排挤出魏国不能完全归因于他本人的过失。吴起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能否用好并爱护像他这样性格有缺陷、处事有不足但确有真本事的将领，对于战国时期魏国的成败至关重要，也是考验领导者识人用人能力的试金石。吴起走后，商鞅、张仪、范雎、孙膑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逐渐都被排挤出了魏国，魏国的衰落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