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仪重器：探索科学博物馆》

　　[英]塞缪尔·艾伯蒂 著 刘骁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2/68.00元

　　[英]塞缪尔·艾伯蒂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集团藏品主管，斯特林大学荣誉教授。著有《病态的好奇心：19世纪英国的医学博物馆》。

　　刘骁

　　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气象学史。

　　本书作者以内部人的眼光，带读者从科学博物馆布满奇仪重器的展厅走向神秘的幕后，打开科学的“黑匣子”，揭示将策展人、文物修复师、技术人员、科学家、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连接在一起的“器物之爱”，展开一趟科学博物馆中的奇妙之旅。

　　壮观的藏品

　　事实证明，在科学诞生之前就有科学藏品了。16世纪以来，在人们还没有发明“科学”之前，在琳琅满目的珍品柜中就可以找到调查类、测量类、光学和数学仪器了。把那些精美的仪器和其他（在我们看来）五花八门的物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的艺术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珍品柜可以被称为艺术品的收藏柜。例如，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大公科西莫一世收集了数学仪器并将其安置在自己的宫殿中；后来，法国贵族莫松男爵约瑟夫·邦尼尔在其庞大的珍品柜中也加入了数学装置（图1）。

　　虽然各式各样的珍品柜中的其他物件会被纳入艺术、人类学和自然史收藏品中，但18世纪初许多仪器已被纳入更为集中的收藏品类中，如位于德累斯顿的数学物理沙龙（Mathematisch-Physikalischer Salon）。这些仪器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提升捐赠人的名声，也是为了供他们展示新的“自然哲学”。藏品中的创新型静电机和空气泵是需要动手操作的交互式设备，可以用于展示现在所称的“科学”（图2）。一般来说，这些现代早期藏品的参观者是上层精英。即使是自称公共机构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在1759年开馆时展示的一些科学仪器也只向上层人士开放参观。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成立的一个新机构用一种现在看来更民主的方式来对待观众。亨利·格里高利（Henri Grégoire）既是天主教主教，也是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最高立法机构国民公会的领导之一。对他来说，前政权的终结是走向普选的重要一步；他主张种族平等，废除奴隶制，支持犹太解放运动，支持新独立的海地，还想给予工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即使在革命者反对神职人员的时候，他仍然身着宗教装束，试图保护图书馆和艺术品。他保留了自己在国民公会中的位置，并对建立后来演变出工艺博物馆的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工艺博物馆旨在改善国家工业，并向工人展示革命的进步。考虑到他作为神职人员的影响力，博物馆被建在圣马丁香榭丽舍修道院内。他宣称：“巴黎将建立一个收藏所有艺术和商业领域的机器、模型、工具、图纸、说明和书籍的仓库。”在这些“艺术与商业”物品中，有一些可以归于科学类别。圣马丁香榭丽舍修道院中的展品包括最先进的机器和仪器，它们不仅有用而且有教育意义，可供工人观看和使用，经验丰富的工匠还会在场演示和解释说明。对格里高利来说，博物馆是“人类思维的工作室”。

　　随着工业革命步伐的加快，其他机构也纷纷效仿，设立展览来激励和影响工人。在美国费城涌现的各种博物馆中，包括实业家塞缪尔·沃恩·梅里克（Samuel Vaughan Merrick）和地质学家威廉·H.基廷（William H. Keating）成立的“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机械技艺促进研究所”（Franklin Institute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Mechanic Arts）。他们在木匠厅首次举办了关于“美国制造商”的展览，该组织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名字是（相当简洁的）“富兰克林研究所”。在伦敦，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生态系统包括阿德莱德展览馆（Adelaide Gallery，1832年）和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ion，1838年），它们都为“实践科学”提供了生动的操作空间。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样的场所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激发了工人们提高工业产出的兴趣。展出的设备必然是最闪亮和最好的，但并不总是因变得陈旧而被更换。它们逐渐不再具有操作性，而是變得庄严肃穆，但这同样具有吸引力。工艺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在最新发展的技术旁边展示历史资料，同时也吸收了法国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的顶级仪器，这些仪器更使人惊叹，但缺乏互动性。这一藏品系列吸引了诸多技术界的明星藏品，如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计算器、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的实验室设备和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的摄影机等。

　　在这些标志性的工艺品中，工艺博物馆也收藏了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莱昂·傅科设计的单摆的早期版本。1851年，他在巴黎天文台演示了第一个版本，然后是在先贤祠的穹顶下（那里在1995年安装了新版本），4年后，他在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工业宫（Palace of Industry）演示了一个铁制的版本。这两个傅科摆都在1869年被工艺博物馆购得，许多其他大型科学博物馆也适时效仿，通常在中庭或楼梯井悬挂单摆。

　　这次收购有助于说明19世纪的“博览会”与博物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19世纪初，巴黎主办了一系列工业博览会，但无论法国做什么，英国都会着手做得更好。英国的“回应”是由亨利·科尔（Henry Cole）所策划的，他是一名公务员，对工业设计非常感兴趣，活跃于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在那里他找到了关键盟友——阿尔伯特亲王。在亲王的支持下，科尔发起了一系列展示英国最新设计的展览。受到1849年巴黎世博会的启发，科尔以无限的精力推动了一场真正的国际展览——万国工业博览会（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于1851年在伦敦为其揭幕。在1.3万件展示艺术、自然和文化的展品中，最新的科学仪器、宏大的“机械展区”和其他关于“进步”的物质文化表现形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次博览会取得了成功，吸引了600万参观者，并产生了巨大的收入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