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简明版的苏轼传，叙写了苏轼特立独行的人格、狂放不羁的个性、博大的心灵世界，以及难以企及的艺术成就；第二部分是“作品赏析”，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苏轼的代表作；第三部分是“名家视角”，选取了黄庭坚和王水照的文章；第四部分是“苏轼年谱”，能帮助读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苏轼。

　　苏轼给自己开出药方的同时，也是做好了走向生命完成的准备的，在此时他与友人往来的许多书简中，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清醒地直面着生死大事。到弥留之际，除了因不能与苏辙面辞而感到痛苦外，其他一无牵挂。后来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述其临终情状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死亡也不会令他坠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诫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际徒受惊扰，他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世。当时黄庭坚听常州来人相告后也说：“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与王庠周彦书》）他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以及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了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

　　苏轼面对死亡的这种心态，我们从他留下的最后作品，即其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也可看到。“琳长老”是云门宗禅僧径山维琳，苏轼在杭州的时候聘他做了径山寺的住持，听说苏轼在常州病危，便于七月二十三日赶来相访。夜凉时分，二人对榻倾谈，维琳已经了解了東坡的病情，他是专程为东坡居士的生死大事而来的（按当时的习惯，临死的人身边不能缺少一个宗教徒的）。二十五日，苏轼手书一纸给维琳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与径山维琳二首》之二）他已觉大限将至而心态平和。二十六日，维琳以偈语问疾，东坡也次韵作答，就是《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清楚地记得维琳与他同龄，都是丙子年（宋仁宗景祐三年）所生。他先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们生命的长度，三万日不为不多，如果每天诵读一千首偈语，则积累的佛学修养已经甚深，但此时回顾，则如闪电一般，迅疾而去了。对此无奈之事，东坡表现得甚为平静。五、六两句才是正式回答“问疾”的，疾病就是人身的机体出了问题，所以要追查这人身的来历。人身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种元素构成，其本质与自然无异，原不该与自然产生各种矛盾，当然也无所谓疾病。

　　但这些元素一旦汇合为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却产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去，通过种种方式来破坏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长久拥有这身体，从而不仅与自然产生矛盾，与同类也会产生矛盾，患得患失，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故关键在于“有身”，即因此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而引起的种种满足自身的欲望。只有消去人身上这些不符合自然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疾病，回归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就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结尾“平生笑罗什”两句，维琳看了后觉得难以理解，苏轼索笔一挥而就：“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鸠摩罗什是印度僧人，十六国时来到中国，传播大乘佛教，临终时令弟子们朗诵神咒，想以此延续生命，但没有成功。苏轼的意思是那位高僧真不该作此无益之举，这表示他认为用不自然的方法勉强延续生命是无益的。

　　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先失去了听觉。当时，维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维琳这位禅僧已经颇混同于净土宗的观念，故要提醒他及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他能够往生。不过东坡似乎更理解禅宗“无念”的本旨，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在旁的钱氏朋友说：“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语毕而逝。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以不自然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徒劳的，那么致力于往生的想念，不自然的“着力”也是徒劳的，东坡更愿意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苏轼去世以后，所谓“建中”之政也在当年结束，次年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政，“新党”大获全胜，蔡京入朝，将“元祐党人”的名单刻石颁布，曰“元祐奸党碑”，苏轼列名于显要的位置，其文集、著作皆遭禁毁。此时的苏轼已安眠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是苏辙遵其兄长的遗嘱主持安葬的。十余年夜雨萧瑟之后，苏辙亦安葬于此地，兄弟终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