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学习，王安石一生勤学好问，博览群书。天圣八年（1030），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十岁的王安石跟随父母来到韶州，王益把王安石送到清淑堂跟随韶州教授谭昉读书。明道二年（1033），祖父王用之去世，王安石随父母从韶州返回临川丁忧。其间，王安石先后在金溪柘冈的“读书堂”、灵谷峰下的“榉林书舍”、宜黄的“鹿冈书院”“仙洞书院”等地拜师求学。后来他回忆说：“尝侍（父亲）左右，尚能记诵教诲。”王安石早年读书非常刻苦用功，常废寝忘食。一次，他在学堂因专心读书，忘记了做饭，老师便以“误炊”为题罚他作诗，他写道：“苦读天方晓，日高竟忘饥。早知灯是火，饭熟几多时。”随着年龄增长，王安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愈加强烈，为此，他通读儒家经典和各种“杂书”，极大地丰富自己的学养。他初任淮南节度签判时，“每读书达旦”以致被上司韩琦误解，批评他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孙升（王安石夫人妹婿）也谈到王安石酷爱读书，哪怕是睡觉或吃饭时，依然手不释卷。陆游听祖父陆佃说荆公有一部《诗经正义》，朝夕不离手地研读，使得很多字已经磨损得看不清楚。庆历五年（1045），他写信请张太傅对自己近期“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给予指导。王安石在写给友人曾巩的信中说：“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苏轼说他：“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王安石赠太傅》）。王安石通过长时间的潜心学习，不断累积学养，使得他在学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哲学上，他撰写《淮南杂说》，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原理，论述万事万物无不“新旧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高度，其学术思想体系，世称“荆公新学”。文学上，他主张“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提出文章“以适用为本”的现实主义创作观点，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材论》《兴贤》等政论文，都具有非常实际的内容和强烈的思想性，均能体现出王安石“经世济时”的政治抱负。他还主编了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诗歌选本《唐百家诗选》二十卷和《四家诗选》十卷。他晚年作《字说》时，常“咀啮石莲以运其思”。因此朱熹称他“文章节行高一世”。高丽仁宗年间（1122—1146），汉文学家林椿称王安石是能够完整地传承周公和孔子学术的“真名儒”等。

　　对待名利，王安石一生视如敝履，廉洁自守。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从江宁来到开封参加进士考试。阅卷后，主考官评定第一名为王安石，第二名为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则为杨寘。而后将王安石的考卷进呈给年轻的仁宗审阅。当仁宗皇帝看到王安石赋中“孺子其朋”四个字时，很不高兴地说：“此语忌，不可魁天下。”而第二名的王珪和第三名的韩绛都已经是在职官员。按照当时“有官人不为状元”的规定，最后仁宗皇帝钦点第四名的杨寘为当科状元。不久皇帝在崇政殿召见当科进士，王安石许下“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宠利污廉洁之尚”的政治承诺。此后王安石从未讲过自己考中状元的事情。可见王安石器量宏大、不计较功名得失。皇祐三年（1051），朝廷特召他参加“馆职”选拔考试，这在当时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王安石坚辞不去。后来，王安石被调進京城，四辞集贤校理，七辞同修起居注。嘉祐四年（1059），他又上书宰相富弼，力辞三司度支判官，屡辞朝中美官，屡求外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王安石“从道不从君”的儒士“气节”。按北宋时期惯例，起草诰命的官员可以接受润笔报酬，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任知制诰时，对一些推辞不掉的润笔报酬，他不取分毫，全部放到办公房间的屋梁上面，后来祖无择将此财物作为办公财物取而用之，王安石认为祖无择的行为不够廉洁。王安石个人生活非常严谨。一次，夫人吴氏瞒着他，给他买了一小妾，王安石得知该女子是因“家欠官债，被迫卖身”，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让她夫妇团圆。据载，王安石晚年患气喘病，要用紫团参，药店买不到。恰巧薛向从河东回来，送给他几两紫团参，他坚决不收。有人劝道：“你的病非用此参不可，药不足拒。”他答道：“平生没吃紫团参，也活到了今天。”有人送一个宝镜，据说此镜可以照两百里远，王安石说我的脸这么小，我要照两百里远的镜子干什么，我不需要这种镜子。又有人送一个好砚台给他，据说吹一口气下去，墨汁就出来。他说我们这些读书人研墨写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要这样的宝砚干什么呢？由此可窥见王安石为官克己奉公、洁身自好，不受点滴份外之财的高尚品质。然而对友人所馈赠之物他却喜爱有加，如陆游所言：“王荆公于富贵声色，略不动心，得耿天骘竹根冠，爱咏不已。”王安石为宰相，儿媳妇家亲戚萧公子登门拜访，王安石留他吃午饭，入座许久，才上两块胡饼和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放置了菜羹。萧氏平常奢侈惯了，实在食不下咽，只吃胡饼中间的“肉馅”，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位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王安石“躬尚俭素”的行为在士林中引起轰动，“僚佐皆强效之”。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再次罢相，以镇南充节度使，判江宁府，俸禄高出在职宰相，可供役使的士兵比在职宰相还多出一半。次年，王安石连续上《辞使相表》《除集禧观使乞免使相表》，请求辞免这些职务，不愿受“将相之禄”，仅领取比节度使少得多的集禧观使“祠禄”。同时，他在金陵近郊的房子非常简陋，仅蔽风雨，又不设围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平时出门游玩，只是骑着一头毛驴；进城常是乘着小船从潮沟里泛行。后来王安石患病，奏请神宗将居所半山园赠给寺庙，神宗赐名“报宁禅寺”；又将自家私田、钱粮等全部捐给蒋山太平兴国寺。不久荆公疾愈，便到城里租房居住。王安石一生淡泊名利、清廉俭朴、恬然自守。司马光由衷称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点”；黄庭坚称他“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陆佃称他“言为诗书，行为孔孟”；吴澄称他“其行卓，其志圣，超越富贵之外，无一毫利欲之汨，少壮至老死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