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核心区域的各个国家，对于“它们”的起源地以及文明终结之地，都会各自编出一套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对法国人而言，“非洲自比利牛斯山而始”；对英国人而言，“东方佬来自加莱”；对出身科隆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来说，亚洲大草原始于易北河，这就使得柏林也成了亚洲深处的城市。从地理意义上讲，欧洲并不像亚洲、非洲或南北美洲那样，是边界清晰的大陆，彼此在物理意义上截然不同，欧洲其实是虚构的。它只是亚洲西部的一块形状奇怪的突出物，严格意义上讲更像是次大陆。它的边界毫无意义：乌拉尔山是欧洲所谓的东北边界，但却没什么意义，那只是一带浅丘，两侧的苏联工业城镇星罗棋布。事实上，在历史上，这道边界一直在德涅斯特河与伏尔加河之间持续变动，直到19世纪才被确定在了乌拉尔山。诸如博斯普鲁斯海峡或直布罗陀海峡这样的南部边界虽然更纯粹，但当然也是政治性的界定。因为瑞士这个正好位于富裕的西欧正中的国家，还有挪威，以及在你读到这本书时可能还包括英国，都不属于欧盟，所以也很难用“欧盟”来描述欧洲。欧洲委员会的范围要更广一些，它包括了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有欧洲最大的两座城市(拥有1400万居民的伊斯坦布尔和1200万居民的莫斯科；伦敦以850万居民位居第三，不过也远远落后；圣彼得堡有500万人，居第四；柏林有350万人，英国脱欧之后，柏林会成为欧盟最大的城市，居于第五，又落后更远)，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个国家的主体分别是位于“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和西伯利亚。地理与政治可能也会以有趣的形式脱节：欧洲委员会排除了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保留了死刑，假如乌拉尔、葡萄牙、冰岛和博斯普鲁斯真是欧洲的四角，那么这个大洲的中心可能位于白俄罗斯或者立陶宛，取决于这条线具体怎么画。有人声称欧洲的边界是高加索山，这座山将俄罗斯和伊朗分隔开来。但这条边界南边属于亚洲的地方，还有三个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欧盟甚至包括了塞浦路斯，这个国家与大马士革的距离要远小于与雅典的距离，比安卡拉更偏东，遑论伊斯坦布尔。现在，不仅仅是以色列，连澳大利亚都在欧洲电视网之内了(当然，这两个民族国家也是由欧洲人建立的)。

　　

　　《横跨欧洲的快车》

　　[英]欧文·哈瑟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4/69.00元

　　[英]欧文·哈瑟利

　　作家、记者。2011年获得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博士学位。主要作品包括《好斗的现代主义》《大不列颠新废墟导览》《不同寻常：果浆乐团随笔》《一种新的阴暗》等。

　　把这些国家包括进传统界定上的欧洲之中，会让人明白这不仅仅是个地理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事关某种“共享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漂浮不定的欧洲起源迷思，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的遗产在黑暗时代之后，逐渐成为我们所知的欧洲。这是一种理性的文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技术先进，建筑在数学意义上非常精确，推崇个人主义的文学，以及现实主义的艺术。其基础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将自己界定为波斯“蛮族”的对立面，不过实际上后者是一个更强大、更富裕的国家，拥有更权威主义的政府体系，但今日的欧洲和希腊罗马世界的关系却极为模糊，这两个世界集中于地中海的两岸，比起英国与西班牙这样的帝国边缘来，北非和“中东”对这个世界更为重要，也发达得多，富有得多，遑论完全位于帝国疆界外的地方，诸如德国大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西欧建筑有一种常见叙事，这个叙事尚未被反对“历史的辉格派诠释”的人所撼动，这是一个易于解释的进步叙事：罗曼式建筑，或者我们所说的罗马式建筑，有弧形的拱门、不尖锐的塔，以及沉重的石头；有各种变体的哥特式建筑，有宽大的彩色窗户、“燃烧的线”般的窗饰，以及让它直立起来的拱顶结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对罗马建筑理性和秩序原则的重新发现；巴洛克式建筑则是将这些原则加以篡改和扭曲；新古典主义建筑，古希腊时期的“纯粹”建筑成为新的典范；折中主义建筑，主要是在19世纪，将上述建筑形式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加以混合或重组，跌跌撞撞地要创造一种新形式。随后是现代主义，这个时期，借用工程和抽象艺术中的美学，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西方范式以供出口，随之出现了57种现代建筑的变体——野兽主义、高技术、解构主义等。更戏谑的叙事会给这些新的变体腾出更多空间——对19世纪浮华的喜好没那么具有说教性，或者强调工业建筑被忽视的角色，再或者强调后者对美国的影响，无论是20世纪前20年以来对摩天大楼的各种追求，还是购物中心和郊区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