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4
240.00元
王浒
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团市委工作，曾担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市团校教育长、青工部长。1962年，任北京师院附中副校长。1978年起就职于北京工业大学，先后担任科研处处长、副校长和校长。曾任第八、九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
本书是对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为国家建设与发展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有老校友撰写的回忆录，有同学校友撰写的怀念文章，也有新闻记者采写的新闻稿。集中反映了这一代清华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报效祖国、奉献人民的不平凡的奋斗历程，展示了他们为国家民族伟大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他们是那个时代清华人的优秀代表。
人生“机”缘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标志着人类走出了迈向信息时代的第一步。
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金怡濂有幸分配参加研制我国第一台继电器专用计算机。1956年，周恩来总理领导制订的12年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中提出“四项紧急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要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为此，我国政府决定选派20人赴苏联学習计算机技术，金怡濂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这便开始了他与计算机事业的“缘定一生”。当年年底，金怡濂抵达莫斯科，被分配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学习。当时苏联的计算机技术比较先进，运算速度达2万次/秒。金怡濂在留学期间学习非常刻苦勤奋，据他回忆说：“我们当时住在莫斯科南边的苏联科学院研究生宿舍，而研究所在北边。每天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先倒两次公交车，再坐地铁，尔后又转乘公交，路上一般要花上一个半小时。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做一些有关新型加法器方面的实验，回宿舍的时候就借些资料学习，尽管很累，但仍常常学到深夜。”由于忙，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半的金怡濂，居然从没听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风靡全苏联且唱红中国的名曲。
1957年，毛泽东主席来到莫斯科，特别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并发表了重要演讲。留学生们异常兴奋。金怡濂有幸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教诲，那句“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勉励话语，令他终生难忘。
学成回国后，金怡濂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的研制。不久，这台计算机研制成功，向国庆1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为当时国家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参加第一台计算机研制开始，金怡濂在这个陌生的领域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他主持了多种类型电子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屡建功勋，展示了他在计算机方面的才华。
1963年4月，金怡濂所在的研究所转移到西南山区，这一去就是20年。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特别是当时的“不懂ABC，照样能造计算机”等错误言论的冲击，没有影响金怡濂他们为国家研制新型计算机的信念和决心。山区生活艰苦是小事，关键是科研条件太艰苦。当时国家电子工业基础薄弱，大型机研制举步维艰：一些元器件由玩具厂生产；数以万计的组件要靠钳子、螺丝刀、电烙铁一个一个组装起来。由于地处偏僻，参考资料也极其匮乏。为查询资料，金怡濂要跑上海、北京等地。为此，得先在崎岖的山路上坐大卡车颠簸半天，然后挤上列车，在硬座车厢里度过两三个昼夜的旅途。查完资料，匆匆背上一大包同事们让他捎带的肥皂、牙膏、糖果回到大山里，继续他的研制工作。
由于国外对技术的封锁，大型计算机全靠我国自主设计生产，金怡濂主要负责硬件部分的设计把关，每一张图纸都自行设计绘制。一台机器下来，图纸不下数万张，摞起来像座小山。当时孩子还很小，妻子也是搞计算机的，两人常常连星期天也不能顾及孩子，他说不清楚自己的孩子是如何长大的。条件的艰苦更激发了金怡濂创新的活力，他提出并指导研制成功了穿通进位链高速加法器，把多项并行技术应用于计算机中，实现了由单机向并行机器转化，研制的计算机居全国先进水平。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金怡濂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双处理机体制，实现了并行处理和结构多重化等理念。在他和同事的共同主持下，完成了大型晶体管通用计算机、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的研制，把我国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提升到350万次/秒，实现我国计算机研制技术的一次次重大突破。
1976年，美国科学家西蒙·克雷首创巨型向量计算机，在当时以运算速度最高、系统规模最大、具有很强的处理能力享誉世界。从此世界巨型计算机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
巨型计算机也叫高性能计算机，拥有高性能计算机技术及其产品，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计算机研制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超级计算机技术在迅猛向前发展，中国将如何应对，紧跟潮流，甚至引领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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