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张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1

　　49.00元

[加]张翎

　　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多伦多市。主要作品包括《劳燕》《流年物语》《余震》《金山》《雁过藻溪》等。冯小刚导演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小说《余震》。

　　“一个没有离开过家的人，是没有故土的。”五进士村，位于浙南和闽北的交界处，它有与众不同的绿，也有难以挣脱的穷。杨家三代儿媳的进门，都与“瞒”和“骗”脱不开关系。李月娇趁着夜色，逃跑过两次，但两次都是自己回来的，为了一双儿女阿贵和阿意，从此心无旁骛，变成了阿贵妈。她的婆婆年轻时，十年内跑了三次，正因为她确定再美的山水也镇不住一个“穷”，所以格外仔细地盯住儿媳，掌控着家。张翎以她特有的方式叙述着对于生活的谛听、审视和思索，是一部令人深思的现实主义力作。

一个城市视角中的乡村故事

　　我在城市里出生长大，成年后也一直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我一生中与农村的短暂接触，仅限于小学时学农劳动的那几天，以及十六岁辍学后到郊区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的那一个学期。学农劳动是在指定的范围里活动，一切参照学校事先设计好的台本；而在郊区小学教书时，每天早起晚归，步行上下课，并未住在学校——幸亏那时城市辖区小，步行就可以穿越城鄉边界。我从未深入过农家的真实生活，也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

　　有一句英文谚语是“Never say never”（永远不要把话说绝），应用在我的写作经验中，还真合适。去国离乡三十年之后，我竟然写出了一部以一个江南村落为背景的小说《廊桥夜话》。其实，确切地说，不是我在主动寻找这个题材，而是这个题材经过数年锲而不舍的追索而找到了我。

　　在创作《劳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群关爱抗战老兵的义工队成员，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结下了“兄弟”之情。其中有小江和阿田，两人老家都是务农的，只要聚在一起，他们就和我讲一些发生在乡野的趣事。乡村四季的劳作，各种怪异的生灵和植物，邻里间的鸡毛蒜皮，男女间的各样情缘，因小恨生出大仇乃至杀人放火的案子……穷日子里生出的种种故事，经过他们的莲花之舌，五味俱全，活色生香，听起来竟像是用莫言手法演绎的江南农村版《聊斋志异》。

　　每每看到我听得下巴跌落两眼发出贼光的样子，小江、阿田便开始游说我来写一写他们的乡野故事。我总是推却，我最实在也最顺手的借口是我不熟悉农村生活。他们的反击来势凶猛：你并未经历过战争，可是你也写出了《劳燕》；你并未经历过地震，又不是唐山人，可是你也写出了《余震》；我们老家和你的温州城在同一个省，有什么不能写的？

　　这样的话，一直在我耳边聒噪了几年。尽管我一直没有松口，内心的恐惧和好奇却一直在暗暗较劲儿。渐渐地，好奇占了上风，抵抗的那堵墙不知不觉间有了裂缝。我已经看到了漫天飞舞的灵感，但我还在等待，等待可以把散乱的灵感落到实地的契机。

　　契机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突然来临的。那时我恰巧在温州，时不时和小江、阿田一伙人聚会聊天。小江讲起他家所在的村里有座廊桥，还有与廊桥相关的一些民俗民风。我最早听到“廊桥”这个词，是好莱坞电影《廊桥遗梦》。小江嘴里的廊桥，是浙江泰顺县境内的一系列特殊桥梁，和《廊桥遗梦》里的美国路桥大相径庭。泰顺的廊桥大多建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桥身有封盖，整座桥所用木材都是由木榫连接，并未使用一枚铁钉，样式极为古朴清雅，是那一带特有的珍贵历史遗址和地理景致。

　　小江还谈起了他们村子里的越南新娘。小江老家在浙闽毗邻之地，由于海拔高，一年只能种一季稻米，蔬菜瓜果品种也少，又不靠海，自然也不能以海产为生。和大部分江南平原地区相比，小江的老家相对贫困。前些年，有些家境窘迫、身患残疾或长相欠佳的大龄男人，因交不起娶当地新娘的彩礼，就通过中介讨越南、柬埔寨女人为妻。一家的经验再传授给另一家，一个外埠新娘再介绍来另一个姐妹，于是，那一带竟形成了几个小小的国际村。

　　小江谈到的这两件事，一下子挑起了我的热切兴头。时值春耕季节，小江正要回乡探亲，我就提出跟他去村里看春耕。于是，我们一行四五个人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浩浩荡荡杀进了小江的老家。

　　一进村，我便怔住了。这些年我在国内走的地方不算多，但多少也是见过一些景致的，然而那些景致大多经过了人工修整，是各种规模的盆景。小江的老家由于相对贫穷，并没有多少人盖起新房，所以地貌景致大致上依然是旧时的自然模样。一片青山拔地而起，山势挺拔，自山脚到山巅，长着几个季节的树木，从阔叶到针叶，无奇不有。风吹时虽都是绿浪，却是深浅不同。进村是一条砂石路，不长，干干净净的，似乎还留着笤帚的痕迹。路的尽头是几级青石阶，高踞于石阶之上的，便是那座历经清朝、民国、共和国三朝的廊桥，阳光在桥顶洒下一片金黄，桥身线条清明如剪纸。沿着山脚低洼平坦之处层层叠叠铺开的，是前朝留存下来的旧民居。民居多是平房，也有两层楼房，都是木结构，墙面和门窗已被一个世纪的风雨洗涤得露出木头的经络。青瓦顶一垄一垄地紧挨着，远远望去像是铺在半空的大片鱼鳞。我不是没见过美景，也不是没见过贫穷，我只是没见过美景与贫穷交织在一起的景象，感觉震惊。

　　村子很闭塞，不常有外人来。村民热情淳朴，不关心文学也不知道电影，却一片真心地款待着我们，仅仅因为我们是小江的客人。

　　我们去晚了几天，村里大规模的田耕已经基本完成。其实，现在的农村早已实行分田到户，以往集体制之下的大型耕种模式已经消失，各家分到的土地，居多是雇别人耕种或包租出去，真正亲事耕种的人家并不多。为了我们的缘故，小江特意叮嘱他的一位堂兄把牛从山上找回来——村里的牛除了春耕时节，一年到头基本都在山上放养。堂兄在一小块已经耕作过的水田边上等候多时，见我们来，就给我们认真上演了一出牛耕秀。牛是一头母牛，很顺从，但有些慵懒，踩进水里无精打采，挨了堂兄一鞭子。我心疼，堂兄斜了我一眼，那一眼就把我看成了一条爬虫。我一下子觉出了城里大小姐的酸气。“现在的牛，太享福了，一年到头什么也不用做。”堂兄说。

　　这头母牛因怀了崽，逃过了被屠宰的命运，自然而然地成了山上一群未成年幼牛的头儿。它一下山，那群牛崽像丢失了娘一样地惊慌失措，四下乱窜。表演完牛耕后，堂兄和一伙人在山上找了半天，才终于把小牛找齐了。下山来，两个小腿肚上满是被蚂蟥咬出的血疤。我无比愧疚。

　　小江的父母知道我们从城里来，吃遍了城里的东西，便决定以最农家的方式款待我们：杀鸡，摘野菜，做黄粿。小江父母在石臼里捣黄粿，一个抡木槌，一个捏米团，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样的默契必定是经过了千百个日子的磨砺而成的。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个过程几乎具备象征意义，我后来把它写进了书里。

　　小江的父母长相端正，白净，说话、举止、气度与一般村民很有些不同。小江告诉我说，他父亲年轻时是木匠，现在家里摆设的圆桌和柜子，都出自父亲当年的巧手。早在进城打工成为风气之前，甚至在“文革”年月里，父亲就已经走南闯北跑运输、做生意、揽木工活儿了。在一次外出贩卖木材的路途中，父亲遇见了母亲，一见倾心，半哄半骗地，就将一个俊俏的县城女子，带进了这个穷村落为妻。

　　小江告诉我他母亲在婚后出逃过两次，都被追了回来。小江还说婚后女人出逃的事，至今在这一带还时有发生。小江讲过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开着在城里买的汽车回乡，正和乡党打着麻将，有人来报告，说某某的老婆出逃了，让小江开车帮着去追。小江摇头摆手，说急什么急，让我把这一圈打完了再说。在这么一个不通舟车、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一个弱女子想步行走到可以搭车之处，那可不是一两刻钟的路程。

　　小江常常以这样若无其事的口吻，对我谈及乡村的各样故事，有的故事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有的故事能让人抽起脚筋，有的故事能让人忍不住眼目湿润。他却全然无事。

　　我在旁边看着小江父母之间的互动，两人当然没有城里夫妻那种溢于言表的恩爱，但却也是和颜悦色，相互敬重。我悄悄问小江是否可以和他的父母聊聊当年的出逃，小江说：“当然可以，这种事谁家没有？”于是，在饭桌上，我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话头。小江的母亲低着头，微微笑着，说：“是啊，我是想走的，都走出那么远了。”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呢？”她没有立刻回答，同在桌上吃饭的大伯子淡淡地说：“我是民兵队长，我拿着枪，她什么话也没有，就跟我回来了。”我怔住了，半晌，才又问小江母亲为什么要走。她轻描淡写地说：“婆婆说话不太客气。”

　　我没有再往下追问。不用问我也知道一句“不太客气”里头可能蕴含的各样可能。一个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女人，两次执意要从一个并非鲁莽之辈的丈夫身边逃走，那应该是出于何等压抑和急迫的理由。可是小江的母亲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难堪与羞辱，语气平静得仿佛在诉说一桩发生在别人家里的事，与她并无关联。倒是小江的父亲，离席坐到了院子里，独自默默抽烟。

　　在回温州的路途中，《廊桥夜话》的大致故事框架就已经形成，只是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却是在稍晚的时刻才渐渐进入我的脑海的。那就是阿意。阿意虽然来得最晚，却是我脑海中最灵动的一个人物，因为她离我的个人经历最近。她就是我，不，我应该说，她是我们那群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的一个化身：我们和阿意，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努力用高考改變了命运；我们和阿意一样，一生都在渴望逃离与希冀回归之间撕扯纠结。我唯一需要做的，是把一个名叫阿意的单独个体，从这一群人的背景里剥离出来，然后安放在一个陌生的贫穷的乡村之中。因为阿意，廊桥承载了更丰富的内容。因为阿意，世世代代走过廊桥的人们，在贫穷与苦难之外，也孕育出了隐隐一丝希望。

　　2020年8月15日于多伦多

　　* 因隐私之故，文中涉及的所有人名都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