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救亡最怕什么？最怕有人觉得事不关己，觉得中国人那么多，抗战救亡少自己一个无所谓。抗战救亡怎么会事不关己？身处半殖民地的中国，压迫和剥削已经那么重，中国要完全沦为殖民地，大家就完全变成了异族的奴隶。如果人人都觉得同胞那么多，别人去抗战救亡就行了，那大家就永远无法看到胜利那一天。正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既是顺应群众的强烈诉求，也是教育動员更多的人看到时局的紧迫，将维护切身利益的斗争和捍卫民族整体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加入到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中来。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上海日商纱厂的斗争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日商纱厂在全市纱厂中的比例高达46%，雇佣工人5万左右。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日本资本家为扩充其经济实力，一方面强占市场，排挤打击华商纱厂，一方面加紧对工人的压榨。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最低日工资仅大洋一角多。厂方禁止工人的一切活动，动辄处罚、开除。日本资本家还公然对中国工人说：“你们的政府都已经屈服了，你们还敢违抗吗？ ”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工人运动却不断受挫，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此时的上海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还不是十分通畅，但通过实事求是地调查和分析，他们决定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把工人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团结民族资本家，不在华商纱厂搞罢工，集中力量打击日本资本家。这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1936年11月8日早晨，日商纱厂的上海四厂首先宣告罢工。罢工的消息很快在沪东各日商纱厂传开，沪西日商纱厂也逐步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形成全市范围的日商纱厂总罢工，参加罢工人数达4万多人。如此的巨大声势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在华利益，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日商哀叹“纱业前途几将动摇”。日方被迫要求和解。罢工的领导机构认为，这正是利用合法斗争形式与国民党工会建立统一战线，争取罢工斗争胜利的有利时机，可以与之谈判，提出释放被捕工人，以罢工工人所提的5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后经调解，于11月25日达成7条协议，除增加工资改为5%外，日方基本同意了工人所提条件。持续了20天的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胜利结束。
这次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用事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团结抗战的巨大力量。如在其影响下，青岛日商纱厂就爆发了2万多工人的大罢工。上海党组织对日商纱厂大罢工的领导，是党突破过去“左”倾错误思想，致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和成功实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正如前文所说，领导罢工时的上海党组织还没能完全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那么它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正因此，它才能深刻和准确把握形势，用真心实行把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心如明镜。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凭借其统治地位优势，一边镇压革命活动，一边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抹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颠倒黑白地说共产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让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事实真相，真心实意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是贼喊捉贼。面对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民，蒋介石也开始慌张了。更重要的是，面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蒋介石也认识到已经没有退路了，再退就保不住剥削利益了。他决定最后再赌一把，企图在日本发动全面进攻前迅速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铲除掉。这让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军官彻底愤怒了。1936年12月12日凌晨，在“哭谏”蒋介石无效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屠杀中共党人的刽子手，要说中国共产党不痛恨他，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共产党深深地明白，当时的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尽快结束国内纷争以抵御日寇。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这是何等的胸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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