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草案时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是危险的”。他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强调必须把各項计划指标放在积极而稳妥的基础上，既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偏向，又不能急躁冒进。他说：“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方案。”在此期间，李富春和张玺都在莫斯科商谈援助项目，国家计委薛暮桥、王光伟、陈先（时任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副局长）等集中在北戴河，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对“二五”计划中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反复进行测算，他们向周恩来和陈云汇报基本同意后，由王光伟、陈先拟订各项具体指标，薛暮桥在周恩来和陈云指导下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并于7月下旬编制出新的计划方案。据王光伟当时回忆，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三人几乎每夜工作到凌晨，反复测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他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尤其是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平衡后才确定。

　　8月初，王光伟、薛暮桥、陈先等人回到北京。因中共中央已定于8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周恩来于10日致电在苏联就“二五”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的李富春，希望张玺（时任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副团长）“即提前回国”，共同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薛暮桥说：“修改建议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修改完毕以后，就送到总理那里去最后修改，连续改了几个通宵。最后一次从晚间到清晨八时才结束，张玺同志和我都已经疲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总理仍然精神饱满，毫无倦容。”陈先也说：“周总理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我们的汇报。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边念边议边记，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有时甚至搞到通宵。第二天我们再根据总理的意见，核实、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12点后，总让我们吃些点心或者是一碗清汤素面放点蔬菜，有时加一个鸡蛋。”王光伟回忆：由于当时粮食都是定量供应，他们三人每天都要自己带上二两粮票和两毛钱，交给总理的厨师。到半夜，总理累了，就披上夹大衣到他的小院子站一会儿。记得总理在他门前的小块土地上，还种了花生。他站在花生地旁边，仰视星空，仍在高瞻远瞩地设计国家的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