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

　　曾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党政治和当代中国外交。

　　本书通过新中国外交重大事件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具体可分为七个篇章：回眸与思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行动；应对周边环境嬗变，坚持睦邻友好外交；美国霸权主义的演变与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与文明互学互鉴；打造新型合作范式，推进多边主义外交；把握世界变革大势，紧跟时代前进步伐。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将充分抓住当前战略机遇，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新中国外交如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创造出大量感人肺腑的光辉业绩，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源于他所制定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原则，源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外交家们披肝沥胆、开拓创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丰富实践。

　　一、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1945年抗日戰争胜利前夕，中国即已面临内政外交何去何从的历史性选择。回首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百余年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即在“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建立新中国的宏图伟业已经提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未来的中国在外交方面只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新中国争取国际承认，争取国际支持，只能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在谋划建立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表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未来的中国政府，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揭开了新中国新外交的华美篇章。当天下午3时，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开国大典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立即签发了第一份外交公函，送达各国原驻华机构外交代表，其中包括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此公函要求他们将毛泽东主席的新中国成立公告转告本国政府。次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告知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并决定与中国建交。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函告苏方，中方同意两国建交。苏联则通知中方，任命原驻华大使罗申为驻新中国大使。4日，已在莫斯科的戈宝权被任命为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5日，中苏双方宣布驻对方大使人选。苏方再次确认罗申为驻新中国大使，中方确认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大使。

　　中方之所以“确认”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大使，是因为早在1949年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时，中苏两党已经就此形成共识。10月20日，新中国成立后仅20天，王稼祥乘火车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履新。周恩来等人亲自到车站送行。

　　当时，新中国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外交官制作护照，王稼祥是带着刚刚组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联署的“证明信”上路的。“证明信”请苏联沿途关卡对王稼祥大使一行给予必要的外交礼遇。此外，王稼祥还随身携带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介绍信，说明他同时也是中共中央驻苏联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因此，王稼祥到任后，除了按国际惯例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递交毛泽东、周恩来联署的新中国第一号国书外，还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呈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稼祥不仅是新中国驻苏大使，同时也是新中国外交部主管东欧事务的副部长，并且还是中国共产党驻苏联共产党全权代表。中国驻东欧各国家大使，也都是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的。新中国外交这一特殊情况，过去鲜为人知，如同新中国成立之前刘少奇秘密访苏，就如何建立新政权等事与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而鲜为人知一样。

　　二、遴选老革命家与军队将领出任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

　　由于苏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拥有很大影响。苏中建交后，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东德）、阿尔巴尼亚以及亚洲的朝鲜、蒙古等国迅速跟进。印度、缅甸等周边国家，北欧的瑞典、瑞士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快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就连英国与荷兰，也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也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但考虑苏联与南斯拉夫当时严重对立，中南两国未能立即建交。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因双方均有外交官不足的问题，直到1954年才正式互派大使。

　　毛泽东所制定的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初战告捷。新中国迅速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外交孤立和封锁，成功地迈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步。这时，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殊任务，即紧急遴选新中国驻外大使的工作，刻不容缓地摆在了中央人民政府面前。考虑到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旧政权驻外大使不可能服务于新政权这一实际情况，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外交“另起炉灶”的指示精神，从部队中迅速调集一批高级将领，出任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他们是：彭明治，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南宁警备司令员，出任驻波兰大使；曹祥仁，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黄镇，时任军区政委、军委总政治部第一室主任，出任驻匈牙利大使；王幼平，曾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15军副政委、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姬鹏飞，曾任苏中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出任驻民主德国使团团长；谭希林，曾任32军军长、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出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倪志亮，曾任东北军政大学、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出任驻朝鲜大使；罗贵波，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出任中共中央驻越南共产党联络代表兼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顾问，后为新中国驻越南大使；袁仲贤，曾任第三野战军八兵团政委、三野参谋长兼华东军区代参谋长、南京警备区司令兼政委，出任驻印度大使，后兼任驻尼泊尔大使；韩念龙，时任第三野战军33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冯铉，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出任驻瑞士大使等。

　　时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最初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后因无法赴任，改任驻瑞典王国公使兼任驻丹麦王国大使，而后又兼任驻芬兰大使；曾在苏联学习多年，人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布尔什维克”，同样具有军旅生涯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徐以新，先后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和司长，后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点，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曾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的伍修权，先是出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后由周恩来亲定，出任驻南斯拉夫大使。

　　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新中国外交事业和外交官队伍建设。“将军大使”们到京后，毛泽东曾亲自赶到宾馆亲切看望，与他们促膝谈心。他说：“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将军当大使，好！”他勉励“将军大使”，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要重视调研，重视学习，要把学到的好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当然，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并非全部来自部队。早年毕业于苏联东方大学，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历的蒙古族干部吉雅泰，在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参议会副议长任上，直接调任驻蒙古大使。在党的历史上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被誉为“红色教授”的政治家、理论家张闻天，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出任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4月接替王稼祥成为新中国第二任驻苏联大使。1956年张闻天卸任回国，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三任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刘晓同样是中共中央驻苏联党的代表。

　　三、周恩来、王稼祥分别领衔组建外交部和中联部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另起炉灶”搞外交，不仅表现为确立并全面执行完全不同以往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表现为快速组建和科学配置党性强素质高的高级外交官队伍，同时还表现为建立并完善一系列符合中国特点与实际需要的外交外事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新中国外交部。

　　1949年10月1日，即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即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此时，外交部工作班子和组织机构尚未搭建，迫在眉睫的外交事务只能由原中央外事组来完成。原中央外事组自然而然地成了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中央外事组成立于1939年4月，最初称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书记为周恩来，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其主要工作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立场和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1947年5月，在国内战争已经打响的新形势下，周恩来在山西省临县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王炳南为副组长的中共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新闻三个处。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举行之前，周恩来宣布中央外事组任务完成，指示王炳南等负责筹建外交部。10月5日，周恩来召开建部工作会议，李克农、王炳南、伍修权、宦乡、龚澎、乔冠华等人出席，会议确定了部内各单位排列次序为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等。

　　会后，经周恩来现场查看，外交部办公地址定为东单外交部街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即所谓老外交部。关于组织机构和干部调配，按中央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以军队和地方选调的文化水平较高、具有外事经验的干部为主，同时从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分子作为补充。另外还有57名国民党旧政府人员，諸如曾经担任远东军事法庭中国首席法官的梅汝璈等人，被吸收到新中国外交队伍中来。

　　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举行。此时，新中国仅仅同苏联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建交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新中国的外交任务，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针对新中国外交当时实行的“一边倒”政策，周恩来指出，新中国外交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他还就此解释说，外交工作“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这番讲话，极为精辟地诠释了新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思想精髓。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强调，同帝国主义斗争，要留意、要仔细，不要怕。“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另一方面，搞外交还要谨慎行事，不能有“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情绪”“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外交官是“文职解放军”的理念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与联系，历来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对外交往自然也就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这一新情况，1950年3月，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据这一指示，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李维汉等人建议将统战工作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分开，单独成立党的对外联络机构。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这一建议，同时借鉴苏联成立苏共中央国际部的相关经验，决定由王稼祥领衔，以原统战部二处为基础，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致信王稼祥，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当年4月，以王稼祥为部长，廖承志、李初梨、连贯、许立为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北京西城区京畿道18号院正式成立。

　　新中国外交，一开始就是多领域多部门共同参与、多种形式相互配合与补充的复合型外交。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专家帮助成立的外文局，在传播新中国声音、塑造新中国良好形象方面，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上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选举刘少奇、宋庆龄等诸多领导人为会长、副会长，体现了新中国对民间友好组织的重视和支持。周恩来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的民间外交，在新中国外交布局中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