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雯

　　《四库提要辨证》为余嘉锡穷毕生之力完成的四库学学术著作，全书二十四卷，四百九十篇，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原书目次排列，每篇首摘原文，次订讹补阙，书中或证其引书有误，或证其所论与事实不符，或证其所举年代有失，援据确实，曲畅旁通，足以解惑辨疑。余氏之学术功力、学术思想于此书中几可观其全貌。书前《序录》为余氏自撰，可分为两大部分：首段为余嘉锡生平及成书过程自述，第二段为对该书研究对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得失评述，稍及余氏作此书所用的研究方法。余氏自序中的自述生平部分以自身的求学、治学经历为主。《序录》中的第二段为主体内容，在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四库提要》价值的同时指斥了过誉和过抑的两种倾向，在此基础上余嘉锡着重分析了《四库提要》征引考察典籍范围过窄、研究之力不足、臆断处较多、缺乏版本意识、不能摒弃门户之见等问题及问题可能产生的原因，并谈及自己作《四库提要辨证》时对《提要》方法的扬弃。《序录》虽非严格的学术论文，却是余氏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对研究余嘉锡学术趋向、治学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录学发微》为余嘉锡于1932年至1948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目录学课程时所用讲义的综合整理。全书分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目录释名”“目录书之体制”“目录学源流考”“目录类例之沿革”五部分，其中“目录书之体制”又分为“篇目”“叙录”“小序”“板本序跋”四小节，“目录学源流考”以年代为序分为“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三小节。此书主要的贡献一是将目录书分为三类：“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有小序而无解题者”，“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并以此为基础指明目录学之功用；二是全面分析阐释目录书的四种体制——篇目、叙录、小序、板本序跋各自的作用。全面论证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杨树达与余嘉锡过从频繁，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稿本及《目录学发微》，曾赞其“透辟精审，其专门之业也”。

　　余嘉锡目录学体系的建立以《目录学发微》成书为标志，而《四库提要辨证》是余嘉锡毕生学术的结晶，《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整体分析可视为余氏目录学思想的具体实践。笔者认为研究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将《序录》与《目录学发微》做对照分析是值得尝试的路径。本文以《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为主体，参考《目录学发微》，探讨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主要分析余氏目录学易于前人的独到之处，兼及个人对余氏目录学部分观点的商榷及余嘉锡的治学特色。

一 《序录》与《目录学发微》对照分析

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号狷庵，祖籍武陵（今湖南常德）。父嵩庆，字子激，清光绪二年（1876）进士，官于河南商丘。自幼禀受庭训，唯习旧学，未涉时艺，立志著述，十四岁作《孔子弟子年表》，仿《郁离子》作数万言，十五岁注《吴越春秋》。读张之洞《书目答问》《輶轩语》知《四库提要》堪为读书门径，十七岁始从事《四库提要辩证》。1927年到北京，馆于赵尔巽家，教授赵氏弟子，同时审阅《清史稿》，得以清史馆馆长柯劭忞为师。1918年，余嘉锡弃家偕子余逊到北平，终得以文章学术自显于京师，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各大学主讲目录学。1931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2年冬，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1947年以《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会。1952年秋撰写《元和姓纂提要辨证》稿。1955年除夕病逝。余嘉锡学贯古今，荐作等身，文笔灵活，著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汉书艺文志索隐》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

　　《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余氏所述之目录学史与现当代认可度较高的“目录学通论”间存在一定张力。大多数现当代的目录学史著作中，由《七略》六分法而经史子集四分法均为目录学史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而作为这一环节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荀勖《中经新簿》及完成部类定名的《隋书经籍志》——我们这里姑且采此观点，向被目为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尤以《隋书经籍志》为重。至于此一演变的内在逻辑，多以典籍之聚散加以解释，但解释总显出一种略有附会的先验感——四分法似乎是“上帝的选民”，后世学人只需依其自身之性质在历史中撷取一鳞半爪来推演出一套演化进程即可。这其中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张氏视七分法和四分法为传统目录分类法并行不悖的两个系统。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七分法”之“七”非确数——《七略》除去《辑略》实为六分，后世如王俭《七志》实为九分，阮孝绪《七录》实出自梁刘孝标《文德殿书目》之五部目录，其后如郑樵《通志略》、孙星衍《祠堂书目》等，多远超七分。总之，多数目录学通论多专注于部类更易，于更易背后之原因的论述难见新意，无非“《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这样的主线演进论述。

　　

　　余氏序录对《四库提要》的总体评价为“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即言《别录》与《四库提要》为历代目录之双峰，余者“不足算也”（余氏语）。余氏这一具有高度判定性的论述，将《别录》《四库提要》以外的历代浩繁的目录学文献之意义、价值大大削弱了。序录中对于《别录》与《四库提要》以及其他目录的评价标准侧重于体例设置和叙录、解题之撰写等方面的学术指示价值，于部类设置是否合理、是否足够垂范未置一言，《序录》通篇无“几分法”的相关内容。若仅读此序，似乎余嘉锡对于目录分类法的产生发展未见十分的重视，与其他目录学史对此问题的高度线性总结有一些不同。这个问题就需要参考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一书。《目录学发微》一书的主体部分为“目录书之体制”、“目录学源流考”、“目录类例之沿革”，其中“体制”部分论述最详，“源流考”部分次之，“类例沿革”部分相对从略。结合《目录学发微》主体部分之前的“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一篇、主体第二部分“目录学源流考”的叙述逻辑及第三部分“类例沿革”，便不难理解《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何以如此行文：

　　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则其要义可得而言。属于第一类者（按：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按：即“有小序而无解题之书目”），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按：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脗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舘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自来言及书目，辙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而为五，为六，为七，为八，为九，为十，为十二，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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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谓有藏书家之书目，有读书家之书目。余谓藏书家之书目，如今图书馆所用者，但以便检查为主，无论以笔画分，以学术分，或以书类人，或以人类书，皆可；兼而用之尤善。俟治图书馆学者讨论之。若读书家之书目，则当由专门家各治一部，兼著存、佚、阙、未见，合《别录》《艺文志》与《儒林》《文苑传》为一，曲尽其源流，以备学术之史。……夫既各治其书，则一切七略四部之成法，举不足以限制之。……欲论次群书，兼备各门，则宜仿郑樵、孙星衍之例，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分之愈细乃愈佳，亦樵所谓“类例不患其多”也。

　　——《目录类例之沿革》

　　目录学源流考各节以时间为序编排为三小节：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而非以部类分类法的阶段性成果为据编排，虽然大致仍可看出年代节点分别为：七分法——四分法出现及七分法仍有较强影响力——四分法渐成主流，但侧重点和叙述逻辑明显与径以分类法发展阶段性主流为分节标准的目录学史不同。

　　由上可见，余嘉锡对于“类例”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提出了目录书有两种：检查之目与学术门径之书（此观点承袭并发展了张之洞藏书家、读书家书目之分的观点）。这两种目录书的类例（或云“部次”“部类”）难以强行趋合，而是各有不同标准——检查之目一切以便于检索为第一要务，学术门径之书则一切“以备学术之史”为第一要务。《四库提要》按体例分类属于“有小序解题之书目”，按目的分则归为“读书家之书目”，即学术门径之书。而既是作为“读书家之书目”，则其部类设置便无需拘泥于七略四部，即“一切七略四部之成法，举不足以限制之”。但显然，《四库提要》是现存目录书中体量最大的四部分类法目录，而这便是官修目录不可避免的保守之处，作为官修目录很难如私人修撰目录一样全以实际需求和学术逻辑为准，毕竟学术并非政府修书的唯一目的甚至远非首要目的。既如此，则《四库提要》之“类例”可讨论处便不如“体例”及解题、人物小传等内容丰富。

　　至于余嘉锡在《序录》中何以将其他目录文献一笔带过，而对目录的类例发展史不置一词，这同样需要参考《目录学发微》。在《目录学发微》的“类例之沿革”部分中，余氏对经史子集四部专有论述。对于四部之名的起源，余嘉锡首先将“四部”出现的时间由荀勖的《中经新簿》提前至汉、魏之间，即所谓“五经四部”，当然，此四部非为经史子集，据余氏推断或应是六艺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

　　荀勖《晋中经新簿》，始分四部，此学者所共知也。然汉、魏之间，实已先有四部之名。孔融文曰：“证案大较，在五经四部书。”魏文帝《自叙》云：“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以四部置之经子史之外，则非荀勖之四部矣。所指为何等书，无可考证。以意度之，七略中六艺凡九种，而《刘向传》但言“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盖举《易》、《书》、《诗》、《礼》、《春秋》立博士者言之，则曰五经；并举乐言之，则曰六艺；更兼《论语》、《孝经》、小学言之，则为九种。汉末人以为于九种之中独举五经，嫌于不备，故括之曰五经四部。四部者，即指《六艺略》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也。此虽未有明证，而推测情事，或当如此。

　　之后余嘉锡对荀勖“甲乙丙丁”四部之实质进行了解释：此甲乙丙丁并无明确的表明书籍性质之意，各部收书为例不纯，所表不过庋藏之意。而所谓而“经史子集”之定名，按余氏所考，亦非成于《隋书经籍志》，至少梁元帝时校书已分经史子集四部，见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

　　王司徒表送祕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纪、中书郎邓荩、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

　　

　　所谓起于唐说，乃源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序：

　　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

　　由此，则《隋书经籍志》的在类例方面的原创性被消解了大半，在余嘉锡的目录学史中，地位自然降低。此外，对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余氏虽肯定其循史增子消之大势，但细查《目录学发微》，不难发现其中的让步态度：余氏认为，四部较之《别录》六分法，更易牵强附会，且此弱势并不能完全为细分目下小类所抵消——从分类论，第一门目过简确有此问题。尤其在四部定名之后，正因每部有了确切的性质，且书籍愈多，难以归类者愈多，故部类之性质愈难框住所有书籍，及至《四库全书总目》，虽被余氏誉为后世唯一可与《别录》比肩的目录，但书籍归类不当的比例较之前目录并没有更低——即四部分类法的最佳代表，在类例方面也显粗率，更可见四部法从定名起就存在且日益严重的内在缺陷。余嘉锡甚至发“经史子集之分部，尚不如甲乙丙丁混而名之之为得也”之叹，此非余氏佞古极端之论，也非具有确定性的学术结论，不过是一种较为强烈的修辞表达，但所指出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二 余嘉锡关于经部类目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由六分而四分的类例演进原因探究上，余嘉锡过于追求体量平衡论——且并非仅仅是强调储藏的体量平衡，也强调卷数的体量平衡：

　　《七略》之变为四部，大率因此，不独为储藏之不便也，即其目录之篇卷，亦宜略使之相称。盖古书既用卷轴，则不宜于过长。刘歆《七略》即为七卷，而宋、梁、陈、隋之四部目录皆四卷，故胡应麟曰：“自唐以后，四部卷数相当。”《七略》、四部之分合，可因此而得其故矣。

　　此为《目录学发微》一书《目录类例之沿革》之“总论类例”部分之言，似此平衡论之言在《目录类例之沿革》部分比比皆是。此论应该说与余氏“宁为甲乙丙丁”论有内在一致性，但若参考“总论沿革”部分的一段话，窃疑尚有可商榷处：

　　合而观之，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方伎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数术、方技则为六，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相祖述，各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

　　以上一段固为的论，目录类例（或云部次、部类、分类）之更易，盖史兴而子衰，但这其中未详及部下小类的更易。部下类目之更易，若从性质大变而论，以史部为最（传统史部的部类变更是另一问题，与余嘉锡的学术思想关系不大，此处不详论）；若从类别增减而论，以子部为最；集部从六艺略诗经类及诗赋略算起，可见传统学术“文道分殊”的演进史，此处亦不论；唯有经部，由六艺略而经部，虽体量渐增，但一则性质未变，二则核心文献的地位未变（核心典籍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孝经》《论语》亦为核心典籍，后入四书类依旧在经部，小学类即训诂、字书、韵书之属，只有六艺略将《尔雅》附孝经类，后世目录书皆将其归入小学类）。“经”由六而五而七而九而十四而十三，较之史、子、集三部，其细目更易甚缓甚微，这是由经典在传统学术中的特殊性质与地位所决定。六经实为大部分周秦诸子的思想源头，此后，六经为独尊儒术后的儒家所占遂具有了神圣的核心地位。我们以十三经体系为例，三礼与春秋三传均为《礼》与《春秋》的外延，《论语》为儒家学派形成时期的早期经典，《孝经》以传为孔子所作故得以附经，《尔雅》虽作者不详但因为辞书之祖、为经学的解释学基础，以类似今“工具书”性质的附经。十三经中唯有《孟子》不与孔子及孔子以前的儒家圣人产生直接关系，其余均以五经为本体衍生，或至少与儒家先圣有直接关系。这样的经学谱系，说明儒家具有一种可能并不纯粹宗教性质，而经学核心文献即为儒家之“教理”。但正如前文所述，六经不是在儒家形成学派后才产生的，并非天然的统一整体，孔子对六经的整理虽难免掺以己意，但不大可能将六经完全统一成自己的思想。那么经书间的矛盾就需要后世儒者予以协调，这种工作就是儒者对经书的传、注、疏、解，对群经通义的追求也就成了必然——群经通义类书籍在六艺略的孝经类中已经出现，《隋志》中附论语类，《四库》将其单独列为“五经通义”类。作群经通义或遍注群经者，便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所提及的“通儒”——无论是公认的通儒还是自以为的“通儒”。

三 余嘉锡的治学特色

关于余嘉锡的治学特点，概言之，可称为“微观实践与宏观理论的结合”及“以微观实践求宏观理论”。

　　观余氏毕生治学以校勘考证古书为主，无论是最富盛名的《四库提要辨证》，还是《世说新语笺疏》，甚至是未见付梓的对《东林点将录》《天鉴录》的考证及《元和姓纂提要辩证》，仅从此篇《序录》自述便可知其校勘考证性质。即便如《目录学发微》这样的堪称提出了目录学研究范式的理论著作，也是以对相关文献的逐条考辨形式完成的。余嘉锡提出的理论范式确系对自身学术微观实践进行的形而上的系统概括，总结出一套可供后学重复实践的方法，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经验集结而轻理论创立的特点，余嘉锡是有所认识的，其在《目录学发微》前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中有云：

　　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