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在德国的市场份额有待进一步发展
蔡老师直言，“在德国的图书市场基本找不到中国图书，中国文化方面的图书就更少了，尤其是传统文化方面。”他也在苦苦寻找其中的原因，他说：“具体什么原因我说不好，我说的是结果，我揣测有可能‘太中国文化的东西，对走出去，尤其是通过版权贸易的方式出去，可能比较困难。”
据蔡老师介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及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对中国感兴趣的德国人越来越多。但是这种感兴趣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并不会主动在市场上寻找中国图书。蔡老师也补充说，在德国图书市场上并非完全没有中国书，一些传统的经典书籍《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很早之前就有译本，德国人对此也相当熟悉，但是关于现代中国的作品则很少。他认为这或许与推广有关。对于德国人来说，书是最佳的礼物，而他们往往会借鉴最近媒体的关注点来作为自己选书的参考。如果中国图书出版后，有书评人发表书评或者媒体做出报道，那么受到关注的可能性则大一些。比如作家莫言，他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经有德文版，但德国媒体并不关注，他的作品也就鲜有人问津。因此蔡老师也希望，有关译者能在译本出版之后继续关注这本书的销量和推广，也可以自己写一些介绍性、评论性文章。“因为读者对作家其实是很陌生的，尤其是第一本书。”蔡老师如是说。
中国的少儿读物说教意味太强
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图书在德国的推广，蔡老师从事的版权代理中少儿图书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介绍道，德国少儿图书翻译到中国来成功率相对较高，但反过来则不一定。中国的少儿读物多少带有说教意味，故事中的教育意义太强，这似乎是中国特色。但是德国的家长们认为，一本童书对于孩子的意义不应该被事先预设好，应该由孩子自己发现。
蔡老师认为，还是要找到德国市场真正的需求所在，一些文化差异相对较小的类型，比如科幻，或许会是一个突破口。“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蔡老师的这句话想必是中文图书在推广中的重要原则之一。
德国著名汉学家很少翻译中文图书
一本中文图书要推广到德国，译者非常重要。蔡老师看到德国的汉学家没有其他国家的那么有热情，也很少有教授级别的译者。一方面，德国译者收入并不高，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翻译这门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本身学术功底、文学功底深厚的汉学家而言，翻译书有的时候比写书都要难，所以他们并不很乐意做翻译。
但翻译的质量并不只与译者本身的翻译水平相关，译者和作家的交流也很重要。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的译者，蔡老师和格拉斯的私交甚笃，他的博客上也有很多关于格拉斯的文章。但是据蔡老师介绍，莫言作品的德语译本中，八本书却有四五个译者，这样就导致译本在语言风格上失去了统一性和连贯性。蔡老师也强调：“很难完全做到某个作家的书都由某位译者翻译。除非该作者特别有名，能在合同里指定说我的书都由某位译者翻译，其他情况下，决定权在出版社。”但是，如果能让同一个作者持续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有利于作家和译者的交流，也有利于译者对于作品的体会。
蔡老师在最后补充说，近百年来，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德国一直是翻译中国文学最早也最多的国家之一。除了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和唐诗之外，中国许多现当代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张爱玲、苏童等都有作品被翻译成德文出版，而且大都是代表作。但是，这些德文图书绝大多数都已经脱销，只能在图书馆借到。而出版社没有重印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图书即使重印，也不会获得多少读者。
“这些中国文学大师的作品真的不适合德国的读者？还是德国出版社的选择了并不适合德国读者的作品？我百思而不得其解。”蔡老师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他留下的这个问题有待深思。
也正如蔡老师所说，中文图书在德国的推广“任重道远”。他深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中一定有适合推介到海外的作品，但是“文化这种东西要慢慢来，坚持数年的辛勤耕作之后，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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