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爹,日头落了。”
父亲把镢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道:“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呢。”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巴嘎巴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行行,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容。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捡出来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了起来的。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漫出豆夹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又将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礓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嘣咔嘣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的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将出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个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床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好极,因为翻捡礓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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