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编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著有《道光帝·宁》。曾任《中国历史学年鉴》主编、《读书》杂志主编。编辑有三联书店“黄仁宇作品系列”、《陈寅恪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以下为记者对潘振平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出版的本质是什么？
潘振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清楚的，不管什么社会，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宗教特点和民族特性，出版的出现从道理上讲都是人们把自己的经验，包括观念和知识记录下来，进行传播。
出版，可以说是服务业，服务于人对知识、信息的需求，这里面也有引领的问题。我们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结合得好，可能会出现好的作品。现在的问题是，记录、传播的信息太多了，需要选择，这是今天面临的重要问题。
日报：对今天的出版业影响比较深的因素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潘振平：根据官方统计，中国图书市场上去年的出版物有34万种，人文社科类的5万种左右，这就让选择成为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读闲书的很少，大多数人读书是为了很实用的目的，功利性的阅读比较普遍，在阅读中产生出“无用”的意义，是文化人美好的回忆和想象。
新媒体迅速崛起也强烈地影响着传统出版，过些年可能会影响到内容的制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搬迁的问题，图像、视频这样一些传播手段可能会改变我们的阅读思维。
商业化路径、阅读观念和媒介的改变这些因素很强地影响着传统出版。
现在整个出版业都面临深刻的转型。我们已经成立很多大型的出版集团，迅速地让它产业化。这里面有一个策略的问题。
如果我们全部变成大型的出版集团，那些有特色的中小型出版社的空间在哪里？从我自己这些年对国外图书市场的观察，比较有活力的是一些中小型的图书公司，它们做得很专业。它能不能自由地生长起来？现在我们有一些补充形式，比如“文化工作室”，但它在法理上没有正式的出版权，法律身份是很模糊的。
日报：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角力中，出版的理想格局是什么？
潘振平：这个问题包含了韬奋先生讲的“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关系，韬奋先生当年很强调这二者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三联的传统中比较核心的价值。
道理很简单，首先要通过你所做的事情把自己养活，才能把事业向你心里所想的文化理想推进。我们会很关心书的效益，从一定意义上讲，图书的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也会好。三联的图书很少通过党政资源配置给读者，也不依赖可以包销的渠道，每一本书都是读者掏钱购买，真金白银。
现在主管部门也希望实现这二者的平衡，通过一些补贴等措施，让能够体现出版价值的图书不至于被商业大潮淹没。问题是，投入需要具体操作，大规模出版基金的投入和配置是不是真正能体现图书的传播价值？
包括现在的科研项目、社科基金的项目，采用大型项目的办法，几十本上百本结集出版，这些书能够实现资讯保存的价值，但是否真正产生阅读的价值，还是个问题，它能不能产生出版和知识传播的一个较为优化的组合？这样的出版性价比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日报：三联的书，很多是一本一本很小的，比较容易到达读者，有传播的活力，这跟今天热衷扩大出书规模的做法不同。对于不同类型的书，出版的理想组合是什么样的？
潘振平：现在出版的问题是，词汇量级太高，本来很小的一本书、很小的一个门脸儿，他非要说“大全”。可能是商业推广的模式影响，很多事物已经找不到准确的描述了。
书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出版的组合也要有自己的个性，这个跟承担着选题开发的人的想法有关系，他们的个性起很大作用，但这是我们比较传统的想法，可能不合时尚了。
按我看，现在讲的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模式。如果按这样的模式操作，就会出现把很多书变成一套书，以及跟风出书的问题。再一个，今天出版业内资源整合的好处是，注入了资金、实现财务稳健，但是从内容来讲，可能会缺乏个性，缺少知识传播的活力。
三联的书，很多是一本一本很小的，书籍的多样性很重要，多样性能体现编辑和作者个性化的思考，这样的书可能更深刻地反映出今天的问题。从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角度讲，我们很难判定后人对今天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对今天的现实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的作品需要重视。
现在还有另一种出版的模式，图书评奖模式。按这个模式出版的书非常精美，有过度包装之嫌，而且订数也可能会大，但一般读者买不起，这样的书往往被束之高阁，书籍的阅读价值是否能有效地实现是个问题。
日报：上世纪80年代，三联的“现代西方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影响范围不只在学界，在中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学术书是被实际地阅读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市场。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没有一些经验是可以延伸至今天的？
潘振平：确实，当时全国都在说尼采、萨特，读得懂读不懂的都在读，读这些书是一种时尚。一个原因是，之前我们的解释系统比较单一，“商务”有一套“汉译名著”，所涉及的是20世纪以前的西方经典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到的很多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的作品。按我的理解，当时译介这些书是为了让你进一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做知识上的铺垫。
三联在1986年以后出的西方著作，是一种新的、20世纪以后生长出来的思想或思潮，比如胡塞尔、萨特等等。二战以后，西方的学术思想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历史语言。一些重要的学者认为：历史的经验、知识和表述，本质是历史语言的问题，由此产生出“后现代”等主题，这一思潮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表述是建构的，并不是纯粹的对物质世界的反映。
这个思想在当时译介到中国，影响很大，最初是文学家敏锐地感觉到，文本、语境这些词语的发明，标示了对语言这一中介的重视。揭示历史本质的方法和角度忽然被打开了。我们出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基本是围绕这个思想来做的，它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你看到社会思想的复杂性。“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在当时受到中青年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历史的思想工具，给人一种启发。
当时到现在脉络是一致的，还是一个事业性和商业性平衡的问题。今天，我们还在沿着这条价值主线在做，但有一些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做得更多的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而不是人文科学。
日报：能否阐释一下三联做书所关注的三个价值：问题性、前沿性和启发性?
潘振平：问题性很重要，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决定了它必须是带着问题意识的，这个代表了我们对学术书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是学术著作，就要有自己的问题性和相对应的一套合乎学术规范的解释系统，能够提供一些启发。这个问题本应是学者的意识，现在由出版方来提，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缺少问题性的作品，这个跟我们的教育模式、学术环境有关系，学者的问题意识不强。
日报：知识产生的基础根本性地影响到出版？
潘振平：现在摆在出版人面前的问题是，书是怎么赚钱的？是靠图书的品质，还是靠多出？
现在的业态是，必须多出书才会有利润。能够做出来的畅销书很有限，为了盈利就必须多出书。
现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模式就是这样，按规模和效益排名（不按影响力排名），三联书店在全国500多家出版机构中排名大概是100名之后，排名前十的一年两亿以上利润的很多，他们就是多出，主要是大量的教材和辅助读物，一年出的新书是2000到3000种，三联一年做200到300种新书，加上重印书一共600种左右。
每年看着新书的数量这么增长：十年之内，每年新书的数量从10万多种，变为去年的34万种，看到这个数据，我就胆战心惊。
主管部门每年都会公布行业统计数据，希望大家关注总册数。册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涉及图书的销量和一本书的阅读效益。总码洋增加有图书定价方面的因素，意思不大，与十年前相比，现在一本书的定价涨了多少？我的印象是，十年来图书品种的增加速度，与图书总册数的增加完全不成比例，就是说，与十年前相比，每本书的册数更少了。当然，这和人们获取资讯渠道变化也有关系。但是这种情形还在发展，尤其是资金进入的途径更多样之后。
日报：怎么做，才能把那些对重申出版业的价值传统有益的经验引入今天的现实？
潘振平：为什么我们要谈出版的本质，我不能说在自己的出版生涯中，每一本书都按照这个本质的意义在做，但是我心里知道出版的本质是一个底线。
我们要做学术书，但下面的一个层次是一般性的，再下一个就是比较实用的、知识性的，再下面是消闲性的。这样的分层是想说明，每一种层级的书都应该做，能够把消闲性的书做好，本身也是才能，需要一种对读者的服务意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取舍，坚守三联传统的话，你既要学会争取，更要学会放弃。做事无非是寻找一个价值。过程中要有一种平衡，这样才可以不抱怨、不焦躁，需要比较平和、安静的心理，离钱很近的话，难免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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