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申音

　　20年的跌宕过后，乔布斯和史玉柱已分别成为各自国家商界的标志性人物。不过，还没有人去认真地比较一下乔布斯和史玉柱。更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

　　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变脸 Face Off

在我看来，乔布斯和史玉柱的人生经历就像是同一个剧本大纲拍出的两部电影，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导演和时空场景。

　　两人都是本国知识青年里的佼佼者，脑子好使还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领域创业，并在三十岁左右就达到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1983年，年仅28岁的乔布斯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看成是“个人电脑的真正发明者”。1992年，在一个国内十大城市万名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史玉柱名列“最受崇拜的青年人物”第二位，第一名是比尔·盖茨。

　　两人都习惯于蔑视陈规、特立独行，带着点邪性的“范”，一个永远的黑色套头衫配牛仔裤，而另一个光头红白运动衣。

　　他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乔布斯在PC、音乐、电影、手机等多个领域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则在软件、房地产、保健品、金融投资、网游等战场纵横驰骋。

　　两人都是执着的完美主义者，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惊天地泣鬼神。卖了10年的脑白金仍是中国最畅销的保健品，而iPod则占据了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的70%。此外，两人还是洞悉人性的营销天才。只不过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

　　或许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迅速，他们先后导演过自毁式的高速坠落，幡然醒悟之后，又表现出惊人的自我纠错能力，并重新勾画一条不断向上的弧线。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从1989年起，他每一年都要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从M-6401桌面排版软件、M-6402文字处理软件到巨人汉卡，再到巨人中文手写电脑、巨人财务软件等等。巨人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10亿、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其年度销售商大会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能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或者变成一个精明的股权投资人。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们出现转机。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斯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做软件公司为他意外地赢得了名声，而在中国，名声就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

　　

　　《商业的常识》

　　申音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1.6

　　定价：35.00元

　　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史玉柱恰逢其时地被媒体和政府发现。很快，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广东省十大优秀科技企业家”等，获得了珠海市第二届科技进步特殊贡献奖。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来关心你。

　　为了支持这个“高科技楷模”，当地政府以不到当时市价1/4的价格给了史玉柱一块市中心地皮盖楼（350/平米地价，2007年珠海的平均地价已经是3500/平米）。而在若干位更高层领导的直接鼓励下，他把计划一改再改，从原来的自用变成了商用，从最早的19层变成72层（全中国第一高楼），预算从2亿变成了12亿元。

　　单纯软件业务的回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高的资金投入，于是史玉柱中断了技术创新，开始卖楼花、运作保健品、搞服装，杀入更加暴利的行业。最后因为由于工程拖期、宏观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从此沦为中国最著名的“烂尾楼”，直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1998年，背负着2亿巨债的史玉柱想要东山再起。他又算了一笔账，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5年（实际上只用了3年）。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居然又是对的。

超我Superego

一个人的性格，会成为他今后命运方向的指针吗？

　　乔布斯，一个私生子，在中产阶级养父母的宠爱下长大，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人格。他的理想主义是与强烈的领地意识、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吸毒、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另外，由于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他的行为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事实上，在苹果电脑早期的发展中，沃兹的技术、马库拉的资本运作、斯科特的管理和乔布斯的远见几乎一样重要，但作为公司董事局主席，乔布斯的个人魅力，让他轻易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中心，并几乎独享了上市成功后的光环。

　　随着创业伙伴们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隐退，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才是“点石成金”的超级人物，可以将个人凌驾于公司之上。硅谷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当时苹果的董事会成员阿瑟·洛克回忆说：“那时，乔布斯刚愎自用，满脑子主意，肆意而为，毫不考虑公司的前途。”

　　

　　按照弗洛依德的理论分析，乔布斯的自我（ego）逐渐被本我（id）所控制，他被原力的黑暗面所吸引，并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对立面，终于被董事会放逐。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怀远，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同样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激励他的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事实上，史玉柱出生的环境里根本连个晶体管都找不到，当乔布斯和沃兹开始组装第一台计算机的时候，他还只能对着《十万个为什么》自制土炸药。更不用说预判到“一人一台电脑”的产业未来？

　　对于以嬉皮士自居的乔布斯而言，电脑恰好是能帮助他释放旺盛的Libido（欲望）的媒介罢了，但对于史玉柱来说，电脑则是帮助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否则他只能像刘震云小说《单位》里的大学生小林一样，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1984年，在乔布斯策划的那则著名广告里，苹果的女模特挥锤砸烂了“Big 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谁都知道“老大哥”就是IBM。

　　1990年，身高1米80、体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坏境的彻底反思，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内心更强大的史玉柱回来了。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既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及时把公司变现，玩资本财技（上海健特借壳、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分的好处。唯一遗憾地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苹果COO库克、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设计白色马桶的英国人，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开放平台。

　　人们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于欲望和运气，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则需要智慧和自控。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魅力所在。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他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人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哪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小王国与大盗

其实，道德感与一个人的成功并无太大关系。

　　3)数据库的建立对于植物研究中数据的可持续使用和挖掘至关重要。与其他平台相比，NMR生成的数据在其重现性方面更加可靠。每当测量出一个植物的NMR图谱数据时，就可以加入数据库，与之前获得的相同植物的数据用于进一步的数据挖掘，但前提需要相同的萃取过程，定义和标准化样品分析的所有步骤，以避免化合物的共振变化。

　　在硅谷，与乔布斯的天才同样闻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负、喜怒无常、抠门小气、巧取豪夺、冷漠无情。前时代周刊的记者，日后红杉投资的大佬迈克·莫里茨，曾将在乔布斯威权统治下的苹果称之为“小王国”（Little Kingdom），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

　　专制带来效率，难得乔布斯的个人品味和商业直觉又皆属一流。不过，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这里默认的游戏规则是，只要你有能力做大公司的价值，就算你是个暴君也无妨；反之，等待你的就是自动下台或者政变逼宫。

　　在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和其创始人的命运，缠绕得太紧密了。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密不可分。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

　　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在后来的巨人集团内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小环境。他成立了七人执委会，任何决策都必须多数票才能通过。除了核心产品，日常人财物管理全部放手，文秘出身的总裁刘伟，事实上已扮演了CEO的角色。

　　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一个“Big 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订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和权力欲，还有既懒惰而又想过瘾的心理，设计出各种圈钱的工具（详见《南方周末》的文章《系统》）。

　　史玉柱直言，“商业是什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合“YOU”这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四面树敌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

　　他不再把苹果视作一家电脑公司，归根结底，“我们骨子里就是一家消费品公司，你的生死存亡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他们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对整个用户体验负责。如果表现不及格，那就是我们的错。错就一个字。”

　　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业里的最好体现？

羊驼

在过去100年中，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少数4～5个国家，而不是剩下的100多个国家，集中产生了几乎所有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几乎定义了这个星球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

　　史玉柱和乔布斯，两个同样具有商业天赋，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创业者，最终一个变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贩卖者，而另一个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

　　当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Stay hungry,Stay foolish”可以影响全世界青年的时候，史玉柱在《赢在中国》里的语录却只能供本土创业者琢磨。

　　每个社会里都可以孕育出潜在的商业天才。而真正的商业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可能成功的。

　　但在某些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商业，就像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羊驼。看着很可爱很善良，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却无法大规模的繁衍和推广。

　　美国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给一个理想主义者提供梦想成真的舞台。那么中国梦呢？是不是逼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妥协，最终自己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当巨人一步步成长壮大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有关成功者的书，当巨人跌倒之后，我看的全是失败者的书，希望能从中找出站起来的力量。”史玉柱说。

　　

　　在2000年CCTV的一次《对话》节目中，史玉柱谈到了所谓“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今后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时候，法制环境建立，然后就是政企脱钩，我最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是一个政府包括国家领导人，省级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人，他做他的事，我们企业做我们企业的事。就等于你这个领导人你定游戏规则，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按你游戏规则做事。最好是不要有什么太多的接触，我就是这个意思。巨人大厦这个问题上，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的责任，责任全是我的。”

　　当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内因的时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改变不了外在环境，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今天，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创业热情甚至比美国更高的国家。各级政府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启动创业板，政府成立风险投资基金。这些都是好事。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力结合而非知识，优秀的年轻人希望跻身公务员之列的社会。

　　那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为史玉柱的信徒呢？

　　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