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军

　　对余光中先生的文名和诗名，我虽早有知闻，但真正读到余先生的书，却是很晚的事情了。那是在1996年新春之际，我应邀赴台参加一次华人音乐家的研讨会，在高雄市邂逅了台湾作曲家阿镗先生。我早听说阿镗是个“书虫子”，那天吃过晚饭就拉着他去逛书店，就这样，我在高雄的一家小书店里“初识”余光中先生。不过，那次买到的并不是余先生的诗集和散文集，而是他的学术论文集《从徐霞客到梵谷》，这让我感到很新鲜。读过之后，我对余先生的学术功底和渊博学识深深服膺，由此知道，一个诗人的诗思与散文家的文脉，其实是要有深厚的学养来垫底的。

　　此后，我成了余光中先生的一个忠实读者，尤其偏爱他的散文，大气磅礴，感情丰沛，语言铿锵而有金石之声，意境深远独具诗情画意。只是因为两岸阻隔，当时大陆还很少见到余先生的书。于是，我就利用深圳比邻香港的条件，每次赴港必去书店搜罗一番，见到余光中的书必收入囊中。慢慢的，我家书架上余光中作品越来越多，几乎摆成了一个“余光中专柜”，而且大部分是原版书，有些还是初印本，若九歌版的《蓝墨水的下游》、《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井然有序》、《望乡的牧神》、《青铜一梦》等等；若洪范版的《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与永恒拔河》、《文学的台北》(合集)；若水牛版的《掌上雨》、《逍遥游》；若大地版的译著《梵谷传》(上下册)和《理想丈夫》……这些书一本本排列在书架上，仿佛一列军阵，严整有序，神采飞扬，而余光中先生则仿佛是它们的统帅，笔走龙蛇，指点江山，让无声的纸笔幻化出异彩纷呈的大干气象。曾有几位爱写散文的朋友来到我家，看到我的书架上收藏着如此丰富的余光中作品，无不艳羡不已。对于一个爱书人来说，每每看到同道们羡慕的眼光，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心灵享受。

　　不过，有一本纯文学出版的余光中评论文集《分水岭上》，我却久搜不遇，不免有些耿耿于怀。有一回，我把这种多少有点郁闷的心情，在写给阿镗先生的一封信中无意中流露出来。不想，这却引出了一段奇妙的书缘。阿镗原本收藏着一本原版的《分水岭上》，他自然不忍割舍，我自然也不能夺人所爱。难得的是，阿镗竟然想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法，他找到一家专门复制文书的商店，花钱给我复制了一本，有封面有扉页，像模像样的寄到深圳来。这实在是一本独一无二的珍贵版本，我除了由衷的感谢之外，也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了。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也算是一段人与书的因缘佳话了。谁知，峰回路转，蹊径别开，更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多月后，我竟再次收到了阿镗寄来的一本《分水岭上》，这本可不是复制本，而是纯文学原版!

　　这是怎么回事呢?阿镗在书的扉页上道明了原委，他写道：“侯军兄：我正为《分水岭上》已绝版，又舍不得把仅有的一本送您而觉遗憾，惆怅之际，却意外地，因余光中先生读了您给我的信，而得到他的这本赠书。请您收到此书后，寄一册您的大著《东方既白》给余先生，以报他赠书的雅意，弟阿镗拜上，1996年10月9日。”原来，这本书竟是余光中先生所亲赠，这不禁令我感慨良多。从这本薄薄的小书中，我分明感受到了一种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读书文化，薪火绵延，不绝如缕。顿时，这本书拿在手里，也觉得沉甸甸的!

　　我遵嘱给余光中先生写了一封信，附上我的艺术评论集《东方既白》，按照阿镗兄给我提供的地址，寄给了余光中先生，同时也把一个忠实读者对他的景仰与爱戴，传递到了海峡彼岸。

　　时光荏苒。2007年11月30日，我终于得到一个机缘与余光中先生在深圳见面，畅谈诗文之余，也顺便谈起了11年前的这段往事。余先生说他还有一些印象。当我从书包中取出这本《分水岭上》时，他立即认出了这本书页泛黄的旧书。他在书的扉页上以其特有的工整清秀的字体为我签名留念，从而使这本小书的传奇故事，就此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