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念叨一些啥。可是我，却在25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了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10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后，父亲把大门闩上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胂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10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我不知道为啥，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病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景中的日月，都不曾有过太为暖人的光辉。那时候，“文革”开始的前后，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每年春节，吃不上饺子，或者由做母亲的把大门关上，在年三十的黄昏，偷偷地包些红薯面裹一纸白面做皮的黑白花卷馍儿，似乎并不只我一家独有。而在那个多野村舍，属于我家独有的，是父亲早年的哮喘病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又自小就患上的莫名的病症。在我家那二分半的宅院里，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总像一棵巨大蓬勃的树冠，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得由父亲尽竭心力创造的日子，冬不见光、夏不见风。现在想来，姐姐的病确实就是今天街头广告上常见的无菌性骨头坏死一类的魔症。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了多少途路、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15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14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1.5元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13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病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日月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东奔西簸、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病而喜而忧、而忧而愁。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只瓶子里。那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
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病，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瓶里的针头拔下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那是一年的冬天，太阳温暖洁净，照在血浆瓶上，瓶里的血浆红得透亮，浮起来的血沫和血泡，在玻璃瓶的壁面里缓缓起落，时生时灭。那一年我好像已经14岁，也许15岁，总之，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盯着血浆瓶里的鲜血在不知觉中渐渐地增多，听着血液似乎无声而清冷滴答和瓶壁上血泡在阳光里嘭啪的明亮生灭，望着哥哥苍白如纸的脸，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哥哥的不凡，也隐隐感觉到了，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罪孽
按理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的，似乎连他睡觉时，也许都还总睁着一只似公不公的眼。这样，他害怕我家的苦难过多而累积成一种爆发的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一种结束和重新的开始，所以他让我大姐饱尝了17年病痛后缓轻下来，继而，又让我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的人生道路上。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26.8元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菜、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候，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12元的民办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体力零活；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她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了一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几年，父亲如果哪天有5至6元钱用于药品，那一天父亲的日子就会好过些；如果没有这5到6元钱，他就难熬那一天因我的逃离而留给他的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钱，又谈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的日常开支，家里的窘境，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的时候。
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4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这一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周旋着免费。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100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的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你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去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我正是怀着少些内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亲，可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父亲突然把我叫住、把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了几百里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给医生跪下。”
我顿时哭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御寒温暖，因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自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于父亲唯一次孝敬床头的两个星期。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里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了许多欢乐和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是果然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告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再愈，在看完电影回来之后，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的野外看了一场电影，也才咳了几次。
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父亲不吃药、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则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就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一再地、紧锣密鼓地促催着出院，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亲也说：“不抓紧回家，怕‘老在外边。”这就结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个月的床头尽孝、补过的日子。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16毫米的电影机到各家放电影的习俗，每包放一场10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真人能飞檐走擘的《少林寺》。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10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在人世上多活一天。”这样，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和他的影片，又走出我家大门——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有几分疼痛。给父亲送葬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痛哭着说，父亲在世时，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他想看的电影，然后她们都以此痛骂她们的“不孝”；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本已止哭的脸上，变得惨白而又扭曲，泪像雨注样横流下来。于是，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里，留下懊悔的阴影也许比我的更为浓重。
清欠
现在，可以清算一下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了。
可以由我自己对我自己实行一次良心的清洗和清理。先说一下我没有花那10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寺》。当时，我身上是一定有钱的，记得回到豫东军营以后，身上还有17元钱。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挤出10元钱，包下一场电影，让父亲生前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乐道的“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和传说。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10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可是，更重要的是些什么呢?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和孝爱?是不是在3岁、5岁，或者十几岁时，父亲倘若从山上或田里收工回来，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而不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颗、两颗呢?我想是的，一定就是这样。因为自我参军以前，我从来没上街给父亲买过一样吃的、一样穿的；甚至，从田里回来，也没有
给父亲捎过一穗鲜嫩的玉米。我倘若不是那种私欲极旺、缺少钟爱他人之心的人，在有能力给父亲花10元钱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去花呢?
其次的第二笔欠单，就是自己执拗地服役、执拗地逃离土地，从而在别人以为一切都合乎情理中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使父亲旧疾复发，6年后就别离了这个他深爱的世界。这是我永生的懊悔，永生又可以用许多生存、前途和奋斗的理由来搪塞、来辩白的事情。正是我自己总是这样的搪塞、辩白，正是不敢直面、正是我的行为导致父亲过早下世的根本缘由，也才出现了父亲死前不久，在我头脑里下意识地“只要父亲活着，我们家(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罪恶的念想。这是我对父亲的第三笔欠单，是无可辩白的罪孽。甚至，是上天行使应验的权力、召回父亲的最好依据。
他真的是没有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没有不留恋这个世界的理由。对于父亲来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只要活在这个世上，能同他所有亲人同在一个空间里生活和生存，苦难就是了享受，苦难也就是了欢乐。我的父亲，他清明洞白了这一点、体会了这一点，因此，他把死亡当做了是上帝对他的惩戒，可又不知道自己本分、谨慎的一生，究竟有哪儿需要上帝的惩戒。所以，知道自己将别这个人世时，他长时间地含着无奈的眼泪，最后对我的哥哥用企求的口吻说：“快把大夫叫来，看能不能让我再多活一些日子……”对母亲最后的交代，也就是了他的遗嘱。他说：“老大、老二媳妇都在城里工作，都是城里的人，可我们是农民，在乡下惯了，我死后你就一个人在农村过自己的日子，到城里你会过不惯的，过不好的……”而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则是：“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这是1984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的中午，我在前一天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中午和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父亲的床前，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眶里蓄满泪水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这世界说的最后一句。仿佛就是为了等我从外地回来说下这一句，仿佛就是父亲不愿和我这样的儿子相处在同一空间里，所以父亲刚刚说完这话不久后，他就呼吸困难起来，脸上的凄楚和哀伤，被憋成了青紫的颜色。这时候我便爬上床去，把父亲扶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恋在我胸口的时候，当父亲的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父亲便停止了呼吸，把头向外猛地一扭，朝我的胸外倒了过去。然后，他把抓我的手也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便从眼里滚了下来。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他的头贴在我胸前时，听到了我心里曾经有过的“只有父亲下世，我们才有好日子过”那一瞬恶念的回音吗?
现在，父亲坟上的柳幡都已长成了树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父亲的安息和我对父亲永远不能忘记的疚愧与想念。不用说，父亲安静地躺在阎姓的祖坟中，是在等着他儿子的报到和终归。安葬父亲的时候，我的大伯在坟上规划坟地位置时，把他们叔伯弟兄四个的安息之地划出了4个方框后，最后指着我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
现在，我已经明确知道，我的老家的坟地里，有了一块属于我的地方和去处。待终于到了那一天，我相信我会努力去做一名父亲膝下的儿子与孝子，以弥补父亲生前我对父亲的许多不孝和逆行。
别的话，没有什么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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