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1916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1918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届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民国教授往事》
汪修荣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4
定价：28.00元
此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堪称民国教授的一个缩影。作者试图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癣、吴宓的浪漫、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同时还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鲁迅与苏雪林，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情感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