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母校，自从与你分开，我竟很少与你亲近；哦，母校，自从与你离别，我已很少把你想起！可是今天，当我一见到你的名字，一看到你的身影，当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校友如众鸟归巢似地向你飞来，为你的生日欢呼、祝福的时候，我的眼中早已蓄满了泪水！关于母校的点点滴滴的记忆，忽如天空中纷飞的雨丝，将我的一颗干涸的心濡湿得淋淋漓漓！
感恩大蒜
1979年下半年，我和另外三名师范同学一起被安排到母校实习。一到这儿，我们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校领导为我们安排宿舍，落实实习班级和指导老师。我们四人中，有三人是白中毕业的，老师们对我们都很熟悉，过去在这儿做学生时，不少老师都教过我们，现在我们也做上老师了，相互的尊敬、客气中就多了更多的亲切。虽然是实习，但学校把我们当做正式教师一样看待，特别在一些细微处，每每让我们感动。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实习结束后，我们已离校，而且也已放寒假了，学校里还趁人带信给我们，说每人有一捆大蒜，让我们去拿。我得到信后，来到学校。总务主任告诉我，要过年了，学校没有别的东西，每个教师分一捆大蒜，在后面的田里，你自己去挖。我拿了一把铁锹，来到靠近校园北围墙的那块种满了大蒜和其它蔬菜的田地里，一棵一棵地挖起大蒜来。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西北风呼呼地刮着，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冷，相反心里热乎乎的。要知道，这可是我第一次享受到单位分给我东西啊！这可是我第一次不花钱能给家里带回一份“礼物”啊！而更重要的，是母校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实习的“临时老师”，这更让我在刚刚踏上人生工作旅程之初，就感受到一种来自单位、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在我后来的工作旅程中，我曾享受过不少来自单位的福利，相对于那些福利，一捆大蒜实在不值一提，但是却让我在时隔近30年以后还记忆犹新。
那个冬日的傍晚，一个20岁的小伙子冒着凛冽的寒风，背着一捆大蒜，满怀感恩，从学校步行10多里路回家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快乐食堂
母校食堂里有一个姓徐的厨师，做菜的手艺堪称一绝，在整个小镇上都很有名。
那时学校的食堂除了学生吃饭之外，还有大约20多个单身的教师吃饭。徐师傅就专门负责为教师做菜。他每天做的菜都不一样，有烧，有炒，有荤，有素，都用巴掌大的小盘子分成一份一份的，一溜摆放在案板上。他炒的小炒，用的材料也是大蒜、茨菰、肉片等，但就是与别人炒的不同，吃到嘴里那个香嫩可口真是没法说。隔三岔五他还砧点刀（把肉剁碎做成鸡蛋大小的肉圆放在油锅里炸熟然后再烩）。教师们只要一听说今天食堂里砧点刀，就像过节似的，相互遇到都会说上一句“今天吃点刀啊”。上午第四节没课的人就会早早地拿了饭碗来到食堂，买上一两只，打上一碗饭，然后坐在餐桌上美美地享用。那点刀吃到嘴里是嫩、活、鲜、香，再把那汤汁泡到饭里，那可真的是打嘴巴也不丢啊！
每逢周末，徐师傅还为教师们做菜包。做菜包一般在周末下午，因为面要发酵，往往头一天晚上就要烫酵。包子好吃与否，取决于发酵和包馅，徐师傅酵发得好、包馅做得好又包得多，每次菜包都是供不应求。有些住家户一买就是一篮子，自己吃不了还送给镇上的亲戚朋友，以至不少买迟了的单身教师吃不到，常常闹得不愉快而不得不限制每人或每户购买的数量。虽然这样，蒸包子所带来的快乐还是像那腾腾的热气，从食堂里飘逸出来，氤氲在周末的校园。至今我都觉得，那时我的母校就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爱的旋律
母校那时大门朝南，高两米五、宽三米左右，两扇对开，上面有一根铁横档，横档上焊着一排约30公分长的尖头铁圆。门是用角铁和铁圆焊起来的透空铁大门。每天晚上十点多钟，晚自修下了后，传达室人员就要将门关上。晚归或者晚出的人如果不想或不愿打扰传达人员，就只能爬门。因此，每天夜里就常常听到铁大门“哐啷哐啷”的响声。
在这些爬门的人中，除了一些学生外，大多是年轻老师。母校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进了不少年轻老师。年轻人多了，学校里充满生机与活力，但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来了：年轻人要谈对象，要恋爱、成家。校长当然是开明的，只要大家把课上好，恋爱尽管谈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不少热心的老教师还当起了红娘。于是少不了的一个节目是晚上约会，有出去到校外田间小路上相会的，有来校内宿舍里见面的，时间长了，过了关门时间，出去或回来时只有爬门了。
我的恋爱、结婚也是在母校白中完成的，恋爱的那两年中，我和爱人都爬过不少次门。记得有一次爱人答应来我宿舍玩，可过了关门时间还未来，那时又没有手机，我在宿舍里心神不定，一会儿跑到大门口，等了半天不见人影，只好又回到宿舍。突然听到铁门“哐啷哐啷”地响，以为是爱人来了在爬门，急忙跑到门口，可爬门人已向另一方向走去。不相信她会失约，回到宿舍耐下心来等。铁门一次次“哐啷哐啷”地响起，心中一次次升起希望，又一次次失望。终于，在铁门又一次响起，我已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爱人已经迈着轻轻的脚步来到我的门口。
那天晚上，当我把爱人送回家然后自己再返校的时候，母校的这两扇铁大门曾两次响起。在我的心中，这“哐啷哐啷”声，已经不是金属碰撞的声音，而是一种特殊的“爱的旋律”。多年以后，我跟爱人还常常回忆起那爬门的经历，如果说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最美的声音，那我的记忆中最美的声音就是母校那“哐啷哐啷”的爬门声。
文学小屋
我的文学梦是在母校做教师期间孕育产生的。本来，我的爱好是书画，从初中开始，我受表哥的影响，喜欢上了写字画画。读高中时，大队请我回去出过“评《水浒》批宋江”的漫画墙报，毛主席逝世后，全大队所有纪念堂的横标、挽联都是我写的。高中毕业考取师范之前，县防疫站还请我去画过全县血防作战图。在师范学校，我选修了美术课，在分配回母校前来报到时，我的行李中比较醒目的物件就是写生箱。然而，到母校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差不多放弃了书画，转而狂热地爱上了文学，成为了一名“文学青年”。
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母校虽处小镇僻壤，但也浸润着浓浓的文学氛围。我在教课之余，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读小说、写小说上，宿舍里的灯光每天都要亮到下半夜。许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有个写小说的曹老师。可我写出的小说投寄给报刊后，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完璧归赵，这让我很苦恼。同事楼文英老师告诉我，汤文红老师的爱人叫周桐淦，在《江苏青年》杂志任副主编，是一位作家、评论家，他回来探亲的时候，你可以去请教他。于是在一次周主编回来后，我就走进了他们居住的那间小屋。后来，每次周主编回来，我都能在那间小屋里聆听到他对我的指点和教诲。那是一间朝西的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低矮的平房，很普通，很陈旧，可每次我向它走去的时候，心中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产生。那是一间文学小屋，在那里，我真正的开始了我的文学启蒙。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汤老师调到南京工作后，学校将那间小屋分给了我，做了我结婚的新房。住在那间房子里，我好长时间还能感受到周主编那温文尔雅可亲可敬的文人气息，那与我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不吝赐教的师长风范。
后来周主编调到《雨花》杂志社，做过很长时间的主编，几年前又调到《扬子晚报》，任副总编，现在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很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了。20多年来，我一直以他为师，跟他保持联系。尽管我早已不做文学梦，也很少写小说了，但母校的那间他和我都住过的十几平米的小屋却成为我安妥一颗文学之心的神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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