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学生》自序
巴尔扎克借《夏倍上校》中但雅尔的嘴巴说过一句话：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丑史是怎样诞生的，丑史绝不是小说家的文字游戏，凡是“史”必然有它的的洞穴，空穴怎能冒出风来。
《问题学生》不是一部丑史，它只是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让人看了心痛的故事，一个小小的悲剧。如果谁看了会心痛，那么也算是我取得一个小小的成功。我想我的眼界必然是狭窄的，在这个社会里我毕竟只活了二十二个年头，凭我这点能耐与阅历是写不出丑史的，所以我表达的丑是片面性的。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是的，在人虚荣的外表下，的确深埋着一个卑微的灵魂。这也是我写作小说所想表达的主题，在《问题学生》中没有完美的人，即使是景静，这个我想反映“美”的女孩，她外表美、心灵亦美，但她胆怯，她总是害怕面对现实，结局中甚至用自杀来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怯懦的人是不美的。但是我可以给出一个信息，小说中的景静没死，她如果死了，世间一切唯美的都将死亡。所以，景静必然不会死。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镜子脏了就应该有人去把它抹干净，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义务。假如镜子脏了总是没人去擦拭，或者撒谎说镜子干净得很，那这面镜子迟早会变成一块灰暗的墙砖。一位只会取悦读者、取宠社会的写作者只能做文学的侏儒，文字的奴隶。言论、市场经济的约束，这些无形的东西无疑扼制了文学作品的质量，是否讲真话、敢讲真话成为衡量一名作家是否有责任心的尺度。当然小说要表达的不需要全是社会现实，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三分真七分造。至于像莫言之《酒国》那就只能叫寓言了。
《问题学生》是有许多夸张的地方，尤以前面的为最。夸张，但靠谱。一定夸张可以让小说的内容更生动、形象。小说不是瞎说。可以看到，在鲁迅《阿Q正传》，余华《活着》、《兄弟》等作品中夸张地甚至有些离谱，然而给整个小说的内容带来了成功的因子。
一部好的文字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美，或是美占了绝对，表现美远远胜于丑。有时丑的内容多于美的，反而更能表达文学的内涵与思想。《问题学生》消极、阴暗，甚至是绝望的一面可以说是丑，但这种丑在联系主题的情况下就升华为一种悲，人类的悲。而悲剧的意义却有积极的一面，正是悲剧让人无法回避现实，让人正视社会的现状。亚里士多德说：在作品中真实地揭露丑，就可以使人增长知识，产生美感。《问题学生》中有许多让人感觉丑的东西，但丑的内容如能致使我们醒悟，那这必然是对心灵的一次净化。如果我的小说能够做到把生活中颠倒了的美丑重新颠倒过来，那必然是一种可喜的成功，这是一次艰难的探索，至少现阶段不能实现。
反映丑的文学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些作品在作者死后大红大紫，这应当说作者自己的悲哀，然而更悲哀的是应当作者活着时的那个文学界。
我自认为小说中钱鑫鑫与韩柳婷是塑造得较成功的形象，我也最喜欢这两个人物。钱鑫鑫内向，韩柳婷开朗。至于小说的讲述者韩郁是一个性格一步一步变化的人物，从幼稚到半成熟、从逆来顺受到抗拒叛逆，最后成为一个所谓的“问题学生”，这是人物的成长过程。但作为“我”，多少有我自己的影子，我对韩郁充满了期待，更多的又是同情与关心。韩郁是有良知的，有爱心的，虽然性格中有些地方深深地被“丑角化”了，如那次“划车事件”，可谓恶毒，但这完全是一位弱者对欺压者的报复行为。当然我并不持赞同这样的行为。韩郁的良知表现在小说快结尾处，看见畸形乞童在雨中爬行，心灵被深深打动，在旁人都麻木的情况下，跑入雨帘中给了乞童两个硬币。韩郁最后因写了一个剧本，叫《五四》，“五四”运动过去已快九十载，已是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印在教科书上，被学生用来背诵的东西。背诵后，考试，考试后，忘记。“五四”也许对当代的青年已经远去。韩郁就是想表达这样的内容的。但结果被政教处指责，愤怒之下，韩郁一脚踢在这个老师的胯下。最后，因各种原因韩郁离开了向前中学。韩郁是否解脱？我想是的。
小说有很多地方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看过《问题学生》的朋友说不明白我这样做。然后我说我是模仿了《尤利西斯》。这是意识流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看不明白外国人写的这些，但我写的几乎没有杂乱无章，所以应当不难理解。
上述内容可能有点自夸，如果要评点《问题学生》的，还是看了再说。好了，就写这些，算是自序。
巴尔扎克借《夏倍上校》中但雅尔的嘴巴说过一句话：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丑史是怎样诞生的，丑史绝不是小说家的文字游戏，凡是“史”必然有它的的洞穴，空穴怎能冒出风来。
《问题学生》不是一部丑史，它只是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让人看了心痛的故事，一个小小的悲剧。如果谁看了会心痛，那么也算是我取得一个小小的成功。我想我的眼界必然是狭窄的，在这个社会里我毕竟只活了二十二个年头，凭我这点能耐与阅历是写不出丑史的，所以我表达的丑是片面性的。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是的，在人虚荣的外表下，的确深埋着一个卑微的灵魂。这也是我写作小说所想表达的主题，在《问题学生》中没有完美的人，即使是景静，这个我想反映“美”的女孩，她外表美、心灵亦美，但她胆怯，她总是害怕面对现实，结局中甚至用自杀来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怯懦的人是不美的。但是我可以给出一个信息，小说中的景静没死，她如果死了，世间一切唯美的都将死亡。所以，景静必然不会死。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镜子脏了就应该有人去把它抹干净，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义务。假如镜子脏了总是没人去擦拭，或者撒谎说镜子干净得很，那这面镜子迟早会变成一块灰暗的墙砖。一位只会取悦读者、取宠社会的写作者只能做文学的侏儒，文字的奴隶。言论、市场经济的约束，这些无形的东西无疑扼制了文学作品的质量，是否讲真话、敢讲真话成为衡量一名作家是否有责任心的尺度。当然小说要表达的不需要全是社会现实，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三分真七分造。至于像莫言之《酒国》那就只能叫寓言了。
《问题学生》是有许多夸张的地方，尤以前面的为最。夸张，但靠谱。一定夸张可以让小说的内容更生动、形象。小说不是瞎说。可以看到，在鲁迅《阿Q正传》，余华《活着》、《兄弟》等作品中夸张地甚至有些离谱，然而给整个小说的内容带来了成功的因子。
一部好的文字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美，或是美占了绝对，表现美远远胜于丑。有时丑的内容多于美的，反而更能表达文学的内涵与思想。《问题学生》消极、阴暗，甚至是绝望的一面可以说是丑，但这种丑在联系主题的情况下就升华为一种悲，人类的悲。而悲剧的意义却有积极的一面，正是悲剧让人无法回避现实，让人正视社会的现状。亚里士多德说：在作品中真实地揭露丑，就可以使人增长知识，产生美感。《问题学生》中有许多让人感觉丑的东西，但丑的内容如能致使我们醒悟，那这必然是对心灵的一次净化。如果我的小说能够做到把生活中颠倒了的美丑重新颠倒过来，那必然是一种可喜的成功，这是一次艰难的探索，至少现阶段不能实现。
反映丑的文学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些作品在作者死后大红大紫，这应当说作者自己的悲哀，然而更悲哀的是应当作者活着时的那个文学界。
我自认为小说中钱鑫鑫与韩柳婷是塑造得较成功的形象，我也最喜欢这两个人物。钱鑫鑫内向，韩柳婷开朗。至于小说的讲述者韩郁是一个性格一步一步变化的人物，从幼稚到半成熟、从逆来顺受到抗拒叛逆，最后成为一个所谓的“问题学生”，这是人物的成长过程。但作为“我”，多少有我自己的影子，我对韩郁充满了期待，更多的又是同情与关心。韩郁是有良知的，有爱心的，虽然性格中有些地方深深地被“丑角化”了，如那次“划车事件”，可谓恶毒，但这完全是一位弱者对欺压者的报复行为。当然我并不持赞同这样的行为。韩郁的良知表现在小说快结尾处，看见畸形乞童在雨中爬行，心灵被深深打动，在旁人都麻木的情况下，跑入雨帘中给了乞童两个硬币。韩郁最后因写了一个剧本，叫《五四》，“五四”运动过去已快九十载，已是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印在教科书上，被学生用来背诵的东西。背诵后，考试，考试后，忘记。“五四”也许对当代的青年已经远去。韩郁就是想表达这样的内容的。但结果被政教处指责，愤怒之下，韩郁一脚踢在这个老师的胯下。最后，因各种原因韩郁离开了向前中学。韩郁是否解脱？我想是的。
小说有很多地方没有使用标点符号，看过《问题学生》的朋友说不明白我这样做。然后我说我是模仿了《尤利西斯》。这是意识流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看不明白外国人写的这些，但我写的几乎没有杂乱无章，所以应当不难理解。
上述内容可能有点自夸，如果要评点《问题学生》的，还是看了再说。好了，就写这些，算是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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