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样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梨花诗”是新鲜的名词。
　　
　　诗歌在我国应该是新诗和旧诗之分，新诗是“五四”文化革命以后，学习西方诗歌创作的技巧，符合我国现代白话文文学的语法逻辑。当然，中华旧体诗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当然要继承，延续。
　　
　　对于现代诗歌的创作，形体上有了许多的变化，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体”，风格各异。然而，诗歌有她自然的原始形态，自从她诞生之日起，这样的原始形态就始终没有改变。比如欧洲英国的十四行诗，自从诞生起，在诗歌大师莎士比亚的笔下，赋予了神奇的音韵和现代爱情的情感，赋予了鼓舞人（莎士比亚的爱友）向前进的动力。十四行诗到了南美洲，诗歌的形态发送了变化，但“十四行”没有改变，没有刻意追求韵律的约束。“五四”文化革命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诗歌文化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诗歌文化的巨匠，艾青、流沙河、冰心，等等。他们在中国诗歌文化的历史上，起到了无人替代的作用，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文化成就，将自己打扮成为什么教主，自语自己是什么“国家级”诗人，但他们有一个响当当的荣誉----“人民诗人”。
　　
　　诗歌的创作应该立足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即立意，其原始形态应该是诗歌的篇、章、层次、时间与空间的逻辑、主题（要告知读者完整的空间场景和故事发生的时间，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作者的立意。）这样，完整而真正的诗歌，有其场景的“起、承、转、合”。
　　
　　只有三言两语的“梨花诗”，我不敢去说它的好歹，只是感觉诗歌应该继承诗歌的传统原始形态，不论你用什么“体”，诗歌的完整性不能破坏。
　　
　　诗歌的创作中争论很正常，是时代的进步的需要，但不能自语“教主”，自语“经典”。像什么“你的孩子写出的是早恋”，而“我写的是经典”之类的诗句，有点妄狂。
　　
　　希望创作这样的诗歌的作者不要走向极端，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去，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成为人民的诗人，不是国家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