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大师，王文兴的文字曾己在20世纪下叶掀起了一种创作上的“讨伐”。有人认为：他的文字扭曲了小说创作的原本框架；也有人认为：他的文字太过于拗口，他的小说描写有些地方过于晦涩，隐喻，有点参杂“叙事诗”的味道。至此，王文兴的小说被推向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的风口。《家变》便是其在尝试现代小说语言实验的重要代表作品。

　　《家变》以“父与子”两代人冲突为主线，讲述了台湾小公务员的贫苦，以及在金钱观念、西化意识影响下,人们在精神生活及心理上的畸形发展。小说中主人公“范晔”幼时某次母亲用报纸折纸猴子当做生日礼物应付他。母亲一边安慰范晔，一边埋怨父亲挣不到足够的钱让家里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范晔闷闷不乐，懊恼地把纸猴子丢在地上。母亲的话在范晔后来的成长历程中，致使贫穷这一概念“递进式”潜入他思想的深核，家庭冲突逐一爆发。

　　除了贫穷，父亲这一形象在范晔童年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父亲的不善交际，让他与其在发生冲突时，对父亲的情感由原本的“敬畏”转而“厌恶”。单位里的同事对父亲人缘冷淡的嘲讽，进一步印证了“他”是一个不善于处理身边人际的人，而父亲永远对范晔投以“军令般执行口令”同自己交流，这点在范晔为自己的日记本购锁，父亲加之斥令，以及其对哥哥婚姻自由的干涉，所形成的蛮横，强硬态度都可以一目窥视。此后，范父出走，范晔感慨道：“父亲，您离家已近三月，请归来，一切问题当照尊意解决。”从字面上推敲，会发觉王文兴用到“请”、“照”等类似敬语的口吻去叙述一个儿子与父亲之间某种情感上的“无形隔离”。

　　上述种种，不论是母亲对于儿子的过于溺爱（使其发展成似类于“巨婴式青年”的结果）或是父亲与范晔之间情感上的疏离，都恰恰反思出中国教育，尤其是父母对子女心智教育的缺失，客观经济的窘迫扩大父与家庭的矛盾，以及受传统儒释道精神的影响，中国的父母把孩子始终当作自我的“私人财产”，是“我怎么做你也怎么做”的固体化教育模式，期间存在太多“强力干涉”和“道德绑架”。

　　可以这样说，王文兴的小说《家变》尽管写的是60年代台湾“小社会”的生存面貌，不过他所展现的“家庭伦理话题”却一直成为众多人群探讨的社会问题。当父亲老了，我们不再是年幼的孩童，面临现实的工作压力，复杂的社会人际，父与子的位置在逐步调换，我们或许更能感受金钱的残酷是现代社会经济化的必然趋势。

　　再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王文兴作品中“他”（第三人称）的多次出现，仿佛让我们看到作者在描述范晔成长过程中与家庭的道德，伦理循环，扮演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从范晔幼年家境的贫穷，母亲溺爱，父亲棒斥，出走等，我们看到了金钱在维系亲情上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让我们触感到范晔形成“巨婴青年”形象的过程，多少让人感到无奈和唏嘘。作者也仿佛在叙事中有意间或无意将自身对社会的看法拉入了自我的意象解析中。另一方面，小说采取电影构建场景的“精巧，新颖”等特性，近乎诗歌“切字”、“停顿”、“长短交错”的创作手法，为加强人物心理或肢体情感创造了一种有别传统小说的“后现代主义语言搭建”。结此，《家变》在语言现代美学与现代精神探索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借用王文兴所言，现代小说，尤其是经典名著，例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乔伊斯《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他们的原著风格都有一种“泛散文诗”或“泛叙事诗”的特点。他本人每天35字的写作成功量，接近苛刻，执拗的语言习作，被人冠称“雕刻文字的小说家”。从理性客观上分析，王文兴的文字或许“学院派”气息比较重，文字上显得过于推敲。再换个角度，从语言现代开发层面，他无疑为当代小说疲乏的创作模式开辟了一道新的“语言之路”。

　　文/王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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