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鹰

　　一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当我邂逅这张照片时，心中的火气瞬间被扑灭。你说神奇不神奇？

　　一个新来的副主编，上任伊始，对着我这个干了十来年的副刊编辑指手画脚，叽叽歪歪，就凭他是领导？我将刚出炉的报纸狠狠摔在办公桌上，扬长而去。

　　恶气是出了，但一走出单位大门，后悔和沮丧就一波接一波涌上心头。不干这份鸡肋般的工作，我还能干什么？谁能养我？父母前几年相继去世，唯一的哥哥怕我抢夺那套房产，防贼似的防着我。老公又桃花不断，唉，离了也好，唯一遗憾是没生个孩子做伴……

　　一墙之隔的陵园广场，随处可见唱歌跳舞拉琴散步的中老年人，东面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侧还算清净。博物馆前方一字排开的，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主题展览。我被一张照片绊住了脚步。

　　这是一张似曾相识的照片。照片中那个长脸宽额高鼻梁的年轻人，让我想起爷爷。在他房间那张缺了一角的樟木书桌右边抽屉内，一本薄薄的《增广贤文》里，夹着的就是这张照片。照片有六寸大小，古铜色彩，齿轮边磨得很破旧。我已基本记不起照片中的场景和人物，展板上的这张照片，却唤醒我的童年记忆。

　　照片翻新过，没任何缺损，但场景和人物却一模一样。照片下的注释是：1935年4月，奎村，李梓元与护卫队队员合影，右二为时任龙城游击队大队长邓三元，左三为时任龙城游击队副大队长陈朝森。

　　这让我大吃一惊。陵园广场内唯一的单人墓，就是为李梓元这个外乡人建的。墓志上的介绍是：李梓元，龙城县首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是组织参与创建苏区银行的金融专家。由于受“左倾”势力排挤，红军主力长征前被留在南方，后在龙城一带突围途中遭遇敌人追捕，中弹牺牲。邓三元，历史评价是“点燃龙城革命火种的第一人”。党史记载，他当时是龙城游击队大队长，护送李梓元突围失败后，坚持南方游击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率部北上抗日，皖南事变时牺牲……这两位龙城革命史上威名赫赫的人物中间，竟然有我爷爷！

　　在我记忆中，爷爷就是因中风被困囿在老家铜城老屋的普通老人，没想到他抽屉内的那张照片里居然藏着天大的秘密。爷爷的那张照片还在吗？在哪里呢？

　　我一刻也不想停留，迅速朝娘家奔去。想要找到爷爷的遗物，首先得从爸爸的遗物找起。

　　二

　　三年没回娘家，钥匙居然没换，我一下就打开房门。正犹豫要不要进去，哥哥回来了。他看到我的表情很复杂，有点惊喜，又有点紧张。我也有点尴尬，结结巴巴说明来意，他这才松了口气，带我走进爸爸房间。房间早已变成侄女闺房，只有书橱依旧保存着爸爸的一些书和三本厚厚的相册。相册按年月编排整理得很好，大部分是我和哥哥的成长历程，属于爷爷的那部分，只有那张散发着古铜色彩的、右边缺角的照片，照片背后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字：1935年3月， 梅村。没错，是爷爷的笔迹。

　　两张照片内容一致，但为什么所标的时间地点都不一样？我这才发现刚才走得太急，忘记用手机拍一张图片来对比。征得哥哥同意，我拿起家里的这张照片，再次来到博物馆前的小广场。

　　照片中的爷爷大概三十出头，站在台阶旁的樟树下，穿着笔挺的西装长裤，右手插在裤子口袋，嘴角上扬，意气风发。第二级台阶上站着两个人。一人三十五六岁，身着长棉袄，方脸，脸颊凹陷，戴着黑框眼镜，非常儒雅文弱，他是李梓元。现在每年他的牺牲日，龙城都会组织一个简朴的纪念活动，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朝拜他，他是龙城倾力打造的共和国金融摇篮的核心人物。另一位穿着挺括的呢子西服、耸着肩、地包天的嘴唇、凸出圆眼睛的，是邓三元。对了，紧倚爷爷身旁的是位年輕女孩，穿着斜襟长袖衣裳，黑色长裤，齐耳短发，仰望爷爷的目光还来不及收回来，就被镜头捕捉到。她相貌中等，笑容可爱，带着民国时期女学生常有的大方气质。第一级台阶上，惬意地坐着两个人，一位是三十岁出头的男子，头戴礼帽，长衫马褂，商人模样。另一位是十七八岁的学生模样，身着黑色中山装，头戴黑色帽子，嘴唇紧抿，眼神忧郁，有着超乎年龄的沧桑感和执拗感。他的身边，站着一位五短身材粗粗壮壮的中年汉子，憨厚地笑着。他们三个人站在爷爷的另一侧，形成了以李梓元、邓三元为中心的队形。六个男人装扮各异，根本不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游击队员的模样。

　　现在已知姓名的有邓三元、李梓元、陈朝森三人。爷爷的名字虽然不在注释内，但至少我知道。另外三个人是谁？

　　爷爷对这张照片很珍爱，却从不告诉我们照片详情，只是淡淡地说：都是在梅村的生意伙伴。他曾在那当过伙计，我们都不曾生疑。

　　梅花山方圆数百里，梅村是梅花山区的重要隘口。外地人要进山，必定从梅村经过，山里人也一定要沿着梅村的水路或陆路出去。爷爷当年就在梅村最大的两间商店“合成”“集成”当重要伙计。这里五天一小圩，十天一大圩。每逢圩天，他就非常忙，甚至连饭都没空吃。他会双手打算盘，店里全部账目都要经过他的手，每圩都清算得分毫不差……这些都是爸爸讲故事一般告诉我们的。爸爸是中学历史老师，对梅村曾经的繁荣了如指掌，对爷爷也非常崇拜，他说爷爷的故事比任何电影、书本里的故事都精彩。

　　但是，这张照片清楚表明，爷爷并不是只在梅村单纯做生意那么简单。或许爷爷还有其他身份，连爸爸都不知道吗？我认不出照片中的李梓元和邓三元，难道身为中学历史老师的爸爸也认不出？

　　三

　　这两张照片怎么一模一样？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回头，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留着短短的板寸头，圆脸小眼，面容和眼睛有中年男人少有的干净。

　　我指着图注说：照片一样，说法却不同。

　　他拿过我手上的照片，与展览板的照片仔细比较起来，尤其是翻到背后的注释，看了许久说：这张照片是新田村一户农民捐献的，注释是党史专家分析得来的。你的照片有当事人的亲笔记录，我们必须马上核实。

　　这人打了个电话，像是请谁过来一趟，让我稍等片刻。然后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博物馆副馆长，叫张俞明。

　　过了十来分钟，一位矮小精瘦、头发花白的老头气喘吁吁赶来。张俞明连忙介绍道：他是党史办副主任，叫陈全发，这张照片就是他在新田村的亲戚提供的。

　　陈全发双手颤抖地接过我的照片，仔细看着照片背后的留言，有点激动。他说，当时新田村正在进行美丽农村建设，老房子被推翻时，他堂哥在墙夹缝发现一个油纸包，还以为是什么宝贝，结果只是一张照片。他听到消息，连忙赶回，如获至宝，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发现李梓元和邓三元在龙城的合影。于是动员堂哥捐出。李梓元牺牲时间是1935年4月，史料上说他牺牲前在奎村休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推断出照片的时间地点。陈全发和张俞明都认为，我爷爷作为亲历者，他的时间、地点可信度更高。

　　我说：这张照片是在你堂兄家发现的，和他一定有关系。

　　陈全发若有所思地说：我堂兄从没走出过新田村，也不识字。而且他是1935年12月出生的，不可能是照片中的人，倒是他母亲，我的伯母……

　　伯母？我和张俞明都很好奇。

　　陈全发说：伯母和村子里的女人不太一样，不会干农活，但识字，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有人说她是自己走来的，也有人说是大伯去山里打野猪时捡回来的。总之听老人们说，她刚到村里时，浑身是血，多处骨折，昏迷不醒，好不容易才救活过来。她总爱坐在屋前闷声发呆，嘴里念念有词，有时抱着脑袋撞墙，有时又捂着胸口大喊大叫。不过一旦有人请她看病，就会变得比较正常……

　　最后，陈全发提议：不如我们去新田走一趟，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张俞明副馆长也力邀我一起去。想想刚和领导吵完架，回去上班没什么意思，干脆就当采访任务，走一趟吧。

　　新田村是岩山乡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与我老家铜村同属梅花山麓，隔着一座支脉——九猴山。虽然乡间公路修得不错，汽车可以直达村口，但山路十八弯，转得我翻肠倒肚，狂吐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新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又是一个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村，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建筑群，美则美矣，却与这茫茫大山很不协调。我们很快找到照片的主人，他孤零零躺在空荡厅堂，身上盖着一床毛毯，脸庞和双手萎缩成一把骨头，沉重的呼吸声像拉风箱似的响。屋内光线不太好，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我犹豫着不敢往里走。张俞明让我站在屋外窗户旁，他和陈全发进去和老人说话。

　　那老人断断续续地说，他也不知道这照片是谁藏的。父亲是个土生土长的猎户，不识字，母亲却识字，还懂医。问他可有母亲的照片，他摇头说：山里人，哪有什么相片。我站在窗外问：你母亲叫什么名字？他说：叫三妹。

　　我们都有点遗憾。回望空壳般的小山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当年的亲历者大部分已作古，即使有年长的，当时也不过是年幼孩童，记忆模糊，去哪里找伯母的故事？

　　张俞明突然问：咦——你说包照片的油纸上写满药方？

　　陈全发一拍大腿，说：当年新田识字的人几乎没有，只有伯母会开药方！

　　我们高兴极了，虽然不能肯定照片上的女子就是陈全发的伯母，但至少可以推断她与游击队有关系。

　　我略感遗憾地说：伯母为什么不提及自己这段经历呢？难道有什么秘密？我爷爷也不说。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陈全发问：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郭拔孚，铜村人。他立即打电话给党史办资料室，让查查是否有此人。两年前，党史办将所有游击队员、烈士、革命基点村的信息都存入内部信息网，只要输入名字，无论他们出现在任何一种资料，几秒钟内便跳出来。

　　很快，办公室反馈回信息，没有找到郭拔孚这名字。

　　四

　　从新田回来后，我到照相馆影印了照片，分别送给博物馆和党史办，并将照片扫描进电脑，然后还给哥哥，打算了结此事。

　　在我们这个二十年红旗不倒的革命老区，村村户户都隐藏着无数英雄故事和无法言说的秘密。爷爷已作古三十多年，就让他老人家安息吧。但是，那个歪着脑袋斜倚着他的姑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恋人？同事？战友？

　　这让我想起爷爷与奶奶的感情。爷爷中风瘫痪后，按理说应该奶奶伺候他。奶奶却不，成天走家串户，四处游玩。爷爷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挎着火笼，佝偻着背，吃力地跨过高高的门槛，朝外走去。

　　爷爷气得经常高声喊道：等我死了你再玩。

　　早就不见奶奶矮矮胖胖的人影了，那声音还滴溜溜地随着山风转回来：不会跑不会走，还眼热人家，管得着吗？

　　爸爸和叔叔无奈，只能商量着让有点智障的二堂妹辍学回家，专门伺候爷爷。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爷爷奶奶的感情为何如此疏离？是因为照片上那位女游击队员吗？我对打听情感的兴趣远远大于搜寻党史的热情，情愿爷爷在紧张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一些浪漫爱情故事，虽然这和电视剧的桥段太像了。

　　我去看望年逾古稀的姑姑。开门见山便问：爷爷和奶奶为什么感情不好？

　　小姑早就习惯我有话直说的性格，淡然地说：农村人有什么感情好不好的，就是过日子呗。

　　亏他们天天在一起，累不累？我嘟囔着。

　　小姑马上提高声音：哪有天天在一起？爹隔一段时间就要离开铜村，1962年后才不再出门。

　　这个信息让我很吃惊，原来爷爷并没有一直待在铜村，他靠什么讨生活？为什么1962年后才“不再出门”？我一迭声问。

　　他一个大男人，会打算盘，有文化，过生活还不容易？至于为什么不再出门，我最清楚。姑姑的眼圈红了：困难时期，整个铜村饿死几百号人，我奶奶就是活活饿死的，两天后，姐姐也病死了，才十三岁。记得那天刮好大的风，煤油灯被风吹灭好几次，一边躺着奶奶，一边躺着姐姐……大哥还在省城读书。我和二哥拼命哭着喊娘，娘都不理我们，不断说胡话……爹再不回来，家就散了，娘就死了。姑姑邊说边用粗糙枯瘦的手抹眼泪。

　　爷爷回来后，家里是不是好一点了？虽然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奶奶翻来倒去说些往事，但从姑姑嘴里再次听到，还是觉得非常难受。

　　小姑说：至少娘的失心疯好了，不过爹回来时都四十多岁了，不会挑担，锄头都拿不好，不怎么会干农活，大家都笑他，他自己也笑着说：别看我活干不好，但姿势还是不错的。姑姑说着说着就笑了，我也笑了。

　　但是，一个铜村农民，怎么不会干农活呢？我很好奇。

　　姑姑说：他不是铜村人，是入赘的女婿。

　　我吓一大跳，爷爷的名字分明是铜村人宗族的名字，拔字辈的长子，所以叫郭拔孚，怎么是上门女婿？

　　姑姑说：咱们这一族家大业大，但独独到我爷爷这一支弱下来，只生了娘一个女儿。娘个子又矮，脾气又大，本村人是不敢惹她的，一不小心就拖成老姑娘。听说爹进铜村时，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娘。听娘说，当年的爹，破衣烂衫，满身是血，失魂落魄的，像是从阎罗殿逃出来的。若不是娘收留他，早就被石山园的老虎吃了，要不就被国民党返乡团抓去枪毙了。娘很生气，说爹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虽然当了上门女婿，心思全不在这个家，不念她当年的救命之恩。娘经常拿这说事，经常朝爹大吼大叫，爹只能尽量躲她远点……其实连娘都不知道爹究竟从哪里来的，原来是做什么的。他写字很漂亮，会双手打算盘，还很会走山路。有一次，我和村里采茶灯队到石山园演出，他从前山出来接我们，远远看在山那头，一转眼就到眼前，好几十里路啊。他接过我的行李，一眨眼，又上到那个山头，那腿快得呦！哎，没想到老了居然不会走路。这一瘫，就是十三年啊！你说他心里有多苦！但他就不说苦，还说这是报应！

　　我心头一阵酸楚。记忆中，爷爷就是坐在正对大门口那间小屋的老人，木栅栏的窗户内，是他凄苦寂寞的脸，岁月之火将他一点一点烧成灰烬……只是老房子前几年被叔叔婶婶拆掉盖新房了，那些属于爷爷的东西和记忆，全部消失了。

　　五

　　我主动回编辑部上班，再怄气也不能和饭碗怄气。我还跑到副主编办公室，和他嘻哈一阵，算是一笑泯了恩仇。

　　清明节到了，我主动回铜村老家扫墓，叔叔婶婶，还有哥哥嫂嫂都非常高兴。爷爷奶奶合葬的坟墓背靠笔架山，面朝米袋山，草木繁盛。半山一条水圳，流水丁冬。叔叔扛着锄头为我们开山辟路，小侄女像只花蝴蝶蹦跳着绕在我身边……春意盎然的景色和久违的亲情，让我心旷神怡。

　　来到爷爷奶奶墓前，我蹲下身，用湿纸巾细细擦拭墓碑上的字“显廿三世祖考郭府君拔孚公，妣郭氏仁翠之墓”，轻声问：爷爷，你身上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

　　叔叔的四层小洋楼很漂亮，就是在原来的宅基地上盖起来的。院子里种着几盆茶花，花事已荼蘼，三角梅攀着墙角，正蓄势待发。

　　我颇有兴致地跟着婶婶上楼进屋，走走看看。一直来到四楼阁楼，欣喜发现老房子的许多东西都还在：爷爷双手打过的那个算盘，就放在奶奶睡过的雕花木床上。

　　这个算盘很大，每颗珠子比我当年的手指还大，我在小算盘旁边就像小矮人。费劲地拨着算盘珠子，我很快学会打了。爷爷手上有两处厚茧，一处在食指尖，一处在中指边，当他手把手教我打算盘时，两处厚茧时时会磕碰到我。我曾问爷爷：怎么会有这么厚的茧？爷爷若有所思说：事情做多了，就会留下记号。我抚摸着算盘上颗颗乌黑的珠子，爷爷的音容笑貌恍若在眼前，我感觉与爷爷从未有过的亲近。

　　很快，我发现婶婶的眼神越来越紧张，她几次想拿过算盘，又有点不好意思。我连忙将算盘递还给婶婶，她随手将算盘一抖，再一翻，我隐约看到算盘后有几个字，连忙又抢过算盘，凑近一看，是“郭陶芳”三个字。我问：郭陶芳是谁？

　　是你爷爷啊。原来是叔叔上来了。他越来越像我死去的父亲，我父亲则是最像爷爷的长子，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孩子们都偏离这个遗传基因，长脸宽额头高鼻梁的生命密码已渐行渐弱。

　　爷爷还有个名字叫郭陶芳？叔叔说：我也不太清楚，是你爸爸说的，说是纪念当年逃荒的日子，取的谐音。不过他到铜村后就叫拔孚……你爷爷的事啊，只有你爸最清楚。

　　我连忙给陈全发打电话，让他帮忙查查有没有郭陶芳这人。

　　正是清明小长假，陈全发说一上班马上查，然后又问：这是你爷爷的另外一个名字？我说：您是神仙吗？一猜就中。他说：我是搞党史的，当年的革命者，有几个名字的多了去。

　　节后刚上班，我就接到陈全发的电话，说找到郭陶芳了，快到党史办来。我心头一阵哆嗦，连忙赶往党史办。路上，不忘给张俞明打电话，他说马上到党史办与我会合。

　　六

　　党史办在县政府那幢最古老破旧的二层红砖楼的二楼，都是冷僻偏门的单位，什么党史办、方志办、信访办、文联等等。清静有清静的好处，特别适合像陈全发这样耐得住寂寞、想做点学问的人。

　　陈全发将一本《党史资料研究》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他做了记号的一页，发现是一个叫陈宗其写的《回顧梅村第三次、四次反围剿历史》，他在很多片段中都提到郭陶芳的名字：

　　5月6日，俞水潮军队冲进包围圈，在副大队长陈朝森及郭进雄、郭陶芳的带领下，我们一路追击……此次战役，我们缴获五挺机枪，俘虏敌人20名，可惜俞水潮逃跑了。

　　8月16日，据线报，俞水潮回西坑尾活动，郭陶芳、郭进雄和我立即率领长子坑游击队十余人，连夜冒雨急行军35里，赶到该村埋伏。次晨擒捉时，俞匪顽抗，被郭陶芳左右开弓，双手射击，两枪击毙。

　　9月12日，接到西尾坑活动情报，在副大队长陈朝森带领下，郭进雄、郭陶芳立即带领区武装班及长子坑民兵，当夜10点赶至该村包围了国民党民团据点。我们逐屋搜索，在一间阁楼上，发现两口棺材，郭陶芳发现一只脚，伸手一抓，民团副队长温喜湖从棺材中被拉出来，被当场活捉，并缴获金戒指两只。

　　我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不禁百感交集。爷爷病衰的身躯里隐藏着如此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当年飞毛腿一般的爷爷，双手开枪的爷爷，年老后居然一步都走不动，被困守在大山深处的小黑屋里整整十三年。他经常说一句话：这是报应！他究竟做了什么，甘心接受上苍如此残酷的惩罚？

　　这篇文章刊登在《龙城文史资料》1985年第十五辑，距离现在三十年多年了，就算陈宗其还活着，也快一百岁了，我对找到他不抱太大期望。按这样推算，照片中的七个人基本有着落了。我和陈全发都很激动。

　　张俞明也赶到，一看到陈宗其的名字就说：我知道这人，去年年底，他儿子将他的部分资料捐给博物馆，还问能否给他平反。

　　我问：平反什么？

　　张俞明说：承认他是失散老红军，不是叛徒。

　　为什么说陈其宗是叛徒？我问。

　　1935年4月，李梓元在撤退中意外牺牲后，有人怀疑是护送队员中出了叛徒，而陈宗其正是护送人员中的一个。张俞明说：听他儿子说，陈宗其写完申诉材料不久，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他有三个儿子，因为老房子要拆迁，老东西扔了不少。当教师的小儿子发现老父亲当年写的申诉材料来不及送出，估计还有点用，于是商量决定捐给政府，顺便提及父亲的遗愿。陈宗其只是普通老红军，而且李梓元事件早已定案，时间过了那么久，他的资料对我们来说价值不大，所以大家并不在意，直接转给档案馆了。不过现在看来，可以印证一些历史事件。

　　张俞明若有所思地说：陈宗其的文章一再提到你爷爷，所以你爷爷也可能是护送李梓元的队员之一！

　　是啊，邓三元、陈朝森、郭进雄、陈宗其的经历不正可以印证爷爷的经历？他们在一起战斗，也就有可能一起护卫李梓元。李梓元在他们护卫期间意外牺牲，而他们全都活下来，自然难逃干系。他们只能集体保持缄默。我很得意地分析。

　　张俞明赞许地说：分析得丝丝入扣。

　　我很高兴，又转头对陈全发说：你们能认出陈朝森，至少说明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职务不小。

　　陈全发说：是退休的党史办老主任吴厚德认识陈朝森，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咱们龙城第二任县委书记。“文革”时被斗得很惨，最主要一个罪证就是因为李梓元的牺牲，认定他是叛徒，后来跳楼自杀了。

　　我豁然开朗，爷爷会不会在护卫李梓元撤退失败后，害怕被追究责任，偷偷隐居铜村。“文革”时，陈朝森自杀，陈宗其被抓，他更是不敢再迈出铜村一步……

　　不知为什么，自从和张俞明、陈全发在一起找寻爷爷的故事后，愤懑不平的心绪越来越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突然，陈全发问了一句：你爷爷是什么时候中风的？

　　七

　　这个我最有发言权，因为当时只有我和妈妈在场。

　　在我童年记忆中，爷爷和奶奶轮番进出铜村和城里，为两个儿子做家务带孩子，当然也依靠在两个儿子家。那段时间是爷爷在我家帮忙。虽然爸妈对爷爷还算尊重，但爷爷说话行事还是十分谨慎。

　　但有一天，他居然将我妈养的鸡偷偷杀了一只，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要知道在我妈眼里，那五只鸡比我和哥哥还金贵。每天盯着鸡屁股，指望下的蛋能贴补点家用。一旦不小心弄破一个蛋，她会跳着脚骂出几条街。

　　如果是平时，借爷爷两个胆，都不敢杀我妈的鸡，但那天爷爷毫不犹豫杀了最肥最会下蛋的芦花肥母鸡，是因为来了个客人。我从来没见过爷爷这么高兴，杀鸡就够他忙好大一阵子，还去买酒、做饭。我妈正好上白班，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都在隆隆机声的车间度过。而我爷爷和客人杀鸡炖鸡喝酒聊天，正好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等我妈回来，她的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客人一见到爷爷就并腿敬礼，好像还喊了声什么，然后就号啕大哭起来。爷爷也不停抹眼泪。后来，他们杀鸡做饭喝酒，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两个人聊一会儿就哭，哭一会儿又聊，然后还端着酒杯唱歌，反正我从来没听过那歌。不知过了多久，酒喝完了，鸡吃完了，爷爷这才牵着我的手送客人。一直送过五个路口，我口干舌燥，一个眩晕，脑袋朝下，摔倒在地，额头顿时起了个大包。我哇哇直哭，闹着不肯走，爷爷这才止步。

　　回家路上，爷爷开始担心：你妈要是知道我把鸡杀了，会不会把我杀了？我的脑门刺疼刺疼的，抽噎着问他：你那么害怕，干吗还杀鸡？爷爷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什么，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因为当时我所有的精力都在应付那个刚刚摔疼的额头。

　　又走了一段路，我发觉他握我的手一直在抖，我有点害怕，喊：爷爷，你怎么啦？只见他脸色发青，浑身发抖，汗如雨下，衣服裤子全湿透了，但他咬牙强忍着说：不要紧，不要怕！好不容易回到家，爷爷刚松开我的手，一口呕吐物像子弹喷射出去，正好喷到刚刚下班回家的妈妈身上。妈妈还没反应过来，爷爷早已搜肠刮肚吐了一地，整个人瘫倒在一堆呕吐物中，我和妈妈都吓坏了。妈妈派我火速赶到学校找爸爸，爸爸丢下学生一路狂奔回家。大家手忙脚乱将爷爷送进医院。后来爷爷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从此再没站起来。

　　听完我的叙述，张俞明说：你爷爷杀鸡请的客人，会不会是照片中的人？陈宗其？还是郭进雄？那天他们都谈些什么？

　　我摇摇头，说：记不起了。只是爷爷生病的场景太强烈了，当时只有我和妈妈在，那种巨大的恐惧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陈全发问：你当时几岁？

　　我掐算一番，肯定地说：七岁，我读小学一年级的那个暑假。

　　张俞明问：七岁，是哪一年？

　　我说：一九八五年吧。

　　陈全发说：这就对了，陈宗其这篇文章正是写于一九八五年。那段时间，他正为自己平反到处奔走写信，所以千方百计找到你爷爷。

　　张俞明点点头：说得对！走，我们去档案馆查查陈宗其的资料。

　　八

　　我们带着证件来到档案馆，严格按照程序，终于查看到陈宗其1985年写的申诉报告。

　　申 诉 报 告

　　龙城县委、县政府：

　　1935年3月初，龙城游击队接上级通知，有一位重要領导将经过万安撤出苏区，要我们全力以赴做好保护工作。当时，那位领导生病严重，准备在万安乡奎村休养一段时间再送出山去。但是，奎村的秘密据点由于叛徒出卖暴露了。游击大队临时决定将领导转移到梅村养病。在大队长邓三元、副大队长陈朝森的带领下，郭进雄等人来到三十里地外的奎村迎接他们。那位领导无法长时间赶路，只得在梅村“合成”店的仓库里住下来。当时“合成”“集成”店都是我游击队的接头地点，二掌柜郭陶芳就是游击队的支队长。在卫生员王顺顺的悉心治疗下，不到半个月时间，领导的病基本痊愈。3月底，大队决定护送领导突围，全部人都乔装成商人模样。在领导的提议下，我们在梅村圆通山脚下留下一张合影。两天后，由支队长郭陶芳带领队员，准备护送领导出山。我们只要翻过梅花山，到达白沙藿溪，将领导交给白沙的游击队员，送他们登船前往漳州，就算完成任务。临出发前，邓三元因为临时有其他紧急任务，我和陈朝森都患重感冒，无法前行，由郭陶芳、郭进雄两人带领几位游击队员一起护送领导出万安。为了照顾领导，卫生员王顺顺也一起参加护送。五天后，郭进雄浑身是血返回基地，说路上遇到袭击，大家都被打散，领导也不知去向。两天后，万安圩上贴出张公告，挂出个头颅，我这才知道那位领导就是李梓元。不久，郭进雄由于伤势过重牺牲。1938年2月，我跟随邓三元率领的南方游击队北上抗日，行军到赣州时，由于身患疟疾，无法跟随部队前进，只得返回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安排在县林管所工作。谁知护送李梓元的这一段经历成了我们灾祸的源头。“文革”期间，说我是出卖李梓元的叛徒，被投入大狱，受尽磨难。陈朝森副大队长居然因此被迫害致死，真是天大的冤枉啊！当年首长是怎么牺牲的，我和陈副大队长真的一概不知。恳请县委县政府主持公道，还我们清白。

　　陈宗其

　　1985年12月5日

　　看完申诉书，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

　　良久，陈全发才缓缓地说：对李梓元事件的定论是1987年，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国民党残部的供述，认定当年没有叛徒，他们就是在梅花山麓偶遇敌军，寡不敌众，李梓元最终牺牲，细节无从考证。他的头颅被挂在城门示众，非常惨烈！

　　我发现在陈宗其的申诉材料中，最后浑身是血跑回来的是郭进雄，郭陶芳和王顺顺从此失踪，那是1935年。而我父亲出生于1936年年底，之后我奶奶又生下一男二女。当我介绍家族情况时，张俞明突然打断我的话，说：新中国成立后你爷爷并没有像陈其宗一样被安排工作，而是隐匿在龙城最偏僻的铜村，为什么？难道他是李梓元之死最后的知情人？他在躲避什么，或是在寻找什么？

　　我被张俞明的话激怒：难道你怀疑是我爷爷出卖了李梓元？

　　张俞明连连摇头：李梓元之死早有定论，不会是你爷爷和其他游击队员出卖的。我是说，他是不是怕暴露身份后，像陈其宗一样被诬陷或无法解释清楚？

　　你爷爷是革命者肯定没问题，只是他一定有更深层的隐情无法言说。陈全发接着说。

　　是啊，姑姑曾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大队和公社一直有人请爷爷去当文书，可爷爷就是不肯，要知道那是别人求都求不到的。爷爷还经常往外跑。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好多人一夜间就变成坏人，被五花大绑押在台上批斗，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幸好我们家族在村里还有点势力，也幸好没有什么把柄，爷爷没有被批斗。

　　九

　　我曾问姑姑：爷爷经常往外跑，是不是因为外边有人？

　　姑姑说：听说新田有人很像我们兄妹几个，不过出门在外的人有点风流事，算不了什么。

　　我问：你们可有去找过那孩子？

　　姑姑说：谁吃饱没事去找啊。真的又怎样？假的又如何？

　　新田！新田！我想起那位病恹恹的老人，他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如果三妹就是失踪的卫生员王顺顺，他会不会和爷爷有点牵连？

　　我决定再去新田。这次，陈全发出差，只有张俞明陪我。

　　很不幸，三妹的儿子刚刚去世，他的儿孙们处理完后事，再次出门打工。

　　从窗户望进去，一张黑框大照片吓我一大跳：长脸宽额头高鼻梁，和爷爷像极了。上次来时，屋里很暗，他又病得厉害，没注意。

　　我迫不及待将这个发现告诉张俞明，他也很兴奋，说：天意啊！我们找个时间去梅村走走吧，或许还有更多惊喜。

　　我用力点头，说：好，明天就去。

　　正在此时，陈全发打来电话，他开口就说：我正和陈朝森的儿子在一起。

　　陈朝森是谁？我一时想不起。

　　陈全发噼噼啪啪说一大通：就是和你爷爷一起执行任务的副大队长，后来当了龙城县委书记的——陈朝森！

　　我记起来了，连忙将手机按免提键，以便张俞明一起听。

　　陈全发此次出差就是陪老主任吴德厚拜访陈朝森的儿子。两年前，陈朝森的妻子临终之际交代儿子，将一些资料交给政府。

　　陈全发说：我连夜通读陈朝森的文章，终于弄明白李梓元是怎么牺牲的。我和张俞明屏住呼吸，认真倾听，不敢漏掉一个字。

　　当时，邓三元临时去执行其他任务，陈朝森和陈宗其患重感冒，所以护送任务落在郭陶芳和郭进雄身上。王顺顺是卫生员，既可以照顾首长，又能顺便到白沙进一批药品。原以为这次护送任务就像之前大部分护送任务一样，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梅花山麓和大部分中央苏区一样，都已沦入国民党掌控，形势比预料的要严重很多。

　　小分队昼伏夜出两天。那天天蒙蒙亮，赶路一晚的队伍精疲力竭，已透过晨光看到山脚的藿溪，马上就要到白沙码头了，只要从这里上船，就基本脱离险境。大家都很高兴，有点放松警惕。考虑到李梓元大病初愈，身体虚弱，郭陶芳与郭进雄商量后决定停下休整。王顺顺生火煎中药，顺便熬点粥给大家吃。粥还没熬好，就被团团包围了。谁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敌军，像潮水般涌来。陈朝森后来分析，一定是他们早就听闻李梓元的去向，将所有兵力全部压到梅花山麓一带，时刻警备。

　　郭陶芳和郭进雄紧紧护卫李梓元，击退好几个敌人，快速往山脚的古樟树林撤退。正在此时，郭陶芳听到王顺顺的呼救声，还有敌军兴奋的叫声：“女的！女的！”

　　王顺顺是郭陶芳的新婚妻子，已有身孕，就在郭陶芳和郭进雄全力掩护李梓元撤退时，王顺顺掉队了。听到呼救声，郭陶芳停住脚步，迟疑片刻，转身跳出隐蔽的灌木丛，朝王顺顺奔去。很快枪声大作，只见郭陶芳借着晨光，三下两下跳过几株大樟树，双枪齐发……

　　郭陶芳一定是救出王顺顺的。只是，从他后来入赘铜村来看，他们在逃离过程中失散了，至于怎么失散的，只有他们知道。总之，郭陶芳和王顺顺都没有回到隊伍。而李梓元因为郭陶芳的鲁莽奔出，暴露掩蔽目标，敌人一拥而上，最终中弹牺牲，郭进雄也身负重伤，虽找回驻地，但最终伤重不治牺牲。临终前，他将事情经过向陈朝森做了说明，这个说明，只有陈朝森一人知道。陈朝森在“文革”被批斗时写过一份交代材料，隐瞒了郭陶芳的表现，只说寡不敌众，各自逃命。不过，他还是悄悄写一份材料交给妻子保管。两年前陈朝森的妻子临终时将这些材料交给儿子，叮嘱他在适当时候交给组织。

　　我终于明白爷爷说的报应是什么。他既没有保护好首长，也没有保护好爱人，他愧对组织也愧对家庭，这件事成了他一辈子无法言说的隐痛。也正因为如此，他心里可能从未真正接纳过奶奶，无法与奶奶进行正常的交流和生活。他不想说出自己的身世，除了害怕被追究责任之外，更多是不愿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只有隐匿才让他稍稍安心。

　　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思绪，稍微平静下来后，问张俞明：三妹，到底是不是王顺顺？爷爷已拼死救出她了，为什么又会走散呢？

　　你认为呢？张俞明问。

　　我张望崭新的新田村，突然感觉一切竟变得恍惚起来。爷爷和王顺顺的故事真的存在吗？会不会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在我看来，坚守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比寻找真相更为残酷。

　　责任编辑 陈 健

　　福建文学 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