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明春

　　近几年来，在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大背景下，汉语诗歌写作界关于“第四代诗歌”的理论批评和作品展示也显得颇为热闹，不少诗人和评论家都颇为积极地参与其中。一些诗刊也专门设立“第四代诗歌”栏目，甚至出版专号，以之作为话语发布平台的声援。事实上，“第四代诗歌”并非一个新出概念，据张修林《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一文的考证，“第四代诗歌”这一命名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在1989年左右，它被用来指称区别于1989年前“第三代诗歌”的、更为年轻的诗人们的创作，不过一开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预设的概念，因为当时显然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足以和“第三代诗歌”相提并论的诗歌创作群体。到了2000年，由诗人龚静染、聂作平编选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选集收入臧棣、余怒、伊沙、安琪、道辉、西渡、张执浩、雷平阳、庞培、徐江、沈苇、桑克等一批实力诗人主要创作于1990年代的诗作。毋庸置疑，这部选集带有某种鲜明的目的性，即试图在诗歌写作实践层面坐实“第四代诗歌”这一命名，从而扩张其话语的合法性。而在诗歌民刊《审视》2014年推出的“中国第四代诗歌专号”中，除“60后”诗人外，朵渔、沈浩波、刘春、扶桑、宇向、熊焱、李成恩等近年来较为活跃的“70后”、“80后”诗人的作品，也都被纳入“第四代诗歌”的宏大叙述框架之中。由此可见，“第四代诗歌”这一概念的外延边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从现有的资料看，所谓“第四代诗歌”，首先是相对“第三代诗歌”而言的，主要指的是“第三代诗歌”之后的诗人的写作。与之相关联的概念，往前推，“第二代诗歌”，就是“朦胧诗”；而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诗人的写作，可以称之为“第一代诗歌”。这些代际概念分别对应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诗歌写作群体的完整谱系。如果从文学史或诗歌史叙述的视角来看，直到1985年前后整体登场的“第三代诗歌”，这些代际概念的便利性和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明确用代际概念指称的正是“第三代诗歌”，而此前出现的“朦胧诗”的命名，最初来自一篇批判文章的标题，流露出鲜明的否定色彩，因此后来有不少论者把“朦胧诗”改称为“新诗潮”，正体现了对这种否定色彩的有意规避。与之相呼应，在既有的当代诗歌研究论著中，“第三代诗歌”也常常被称作“后朦胧诗”或“后新诗潮”。

　　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命名，分别指向当代汉语诗歌的思潮性现象，并清晰呈现出各自指称对象的整体性美学特征，既契合了当日的语境，也找到了坚实的逻辑起点，那么，“第四代诗歌”的命名就显得暧昧、无力得多。这里所说的暧昧，是指它的命名对象是变动不居的，很难以一个简单的概念对之作出整体性的把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发生了重大转向，即思潮性、流派性的写作已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化的写作，用著名学者王光明先生的话说，是一种“在非诗的时代展开”的“个体承担的诗歌”。而所谓“无力”，是说“第四代诗歌”这个预设的概念在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汉语诗歌写作中的丰富多元的各种现象、诗人个体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甚至漏洞百出。

　　“第四代诗歌”拥趸者张修林发表于1997年的《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一文，体现了作者某种颇为自负的理论野心。该文从所谓“语言态度”切入，首先向“第三代诗歌”开炮，认为后者中即使是最高水平的非非主义的语言价值变构理论都“并未从根本上发现认识到语言就是历史与现实本身”，进而提出以“语言就是现实”这一理论作为“第四代诗歌”的区别性特征，并对之做出如下具体的阐释：“‘语言就是现实，是指语言与现实同构、同一，语言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现实。这种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现实由原语言/原现实与再语言/再现实组成。自然本身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原语言/原现实，人类在自然中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再语言/再现实。艺术语言/艺术现实是一种本真的再语言/再现实。变化包括自然变化和人类参与的动性变化，亦即原变化与再变化，艺术变化是一种人性的本真变化，是所有变化中最富灵性、最具灵动的变化。”这些相互缠绕、相互指涉的概念，貌似富于哲学化和理论性，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精准地勾勒出“第四代诗歌”的精神特质？显然还有很多需要商榷之处。作者在文中还列举了大量的诗歌文本作为支撑其观点的正反例证，其逻辑理路是：把所谓“第四代诗歌”作品作为正例，第三代诗人的作品作为反例，二者对比分析。此举十分突出地体现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笔者曾在谈论“中间代”诗歌命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外部话语空间日趋逼仄和内心表达焦虑不断加深的双重压力之下，当代诗人只有通过一种自我命名来努力维系自身的合法性。”这些急于自我命名的诗人，大多都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遭到了遮蔽，因此需要通过命名来解蔽，以更为充分地显示自身的存在感。当下诗坛重提“第四代诗歌”，相关话语的背后，无疑也具有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意味。

　　对这种复杂微妙意味的省察和思考，在不少批评家的文章里都可以读到。譬如，敬文东曾以“可疑的第四代诗人”一语，来表达他对“第四代诗歌”命名所持的保留意见。在他看来，“构成一代诗人的永远是互不重复、一次性生成的个体独特性——他们彼此区分，以自己鲜明的诗歌个性，把自己从集体中分离出来，最终将不属于任何一代人。”换言之，我们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投向那些鲜活成长的诗人个体，应谨慎地使用群体性概念。与之相呼应，霍俊明也在一篇文章中清晰地表明了他对“第四代诗歌”命名的某种质疑：“既然第四代不同于第三代而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写作，那么这些命名者有没有认识到所谓的这个意义上的‘第四代与‘90年代诗歌有着怎样的关系？二者是相同的关系还是有着一种差异？不管怎么说，第四代这个概念有着命名的局限和界定时的模糊性，更多地强调了与第三代的差异（如个人化）而模糊了与90年代诗歌的整体写作氛围。”这里把两个有明显内涵重叠的概念“第四代诗歌”和“90年代诗歌”并置，让命名者的纰漏无所遁形。另一位论者王士强虽未直接提出质疑，却也在应然语式中委婉地流露出某种不满意：“‘第四代诗歌应该是一种生长性概念、可能性诗学，它应该有形色各异的面孔，有强大的、消化一切的胃。”然而，这里所期望的“应然”，能否最终转化为一种“实然”？笔者对此持悲观态度。

　　综上所述，“第四代诗歌”这一命名尽管具有一定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具体话语实践过程中更多的是暴露出各种问题，因而建议慎用、少用，甚至弃之不用。笔者的观点是，与其空洞地命名，不如潜心于诗艺。这里所说的“潜心诗艺”，一方面，我们期望当下诗人能够远离那种斤斤计较的话语权争夺，让自己的写作应真正回归诗歌艺术本身，让现代汉诗写作成为锻造现代汉语的诗性进而想象当下世界的重要的文学实践，正如诗人臧棣最近在其微博上所言，“新诗的要义，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作为一种实践，新诗不过是敦促我们在语言的心智方面尽量保持一种汉语的开放性，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讲，新诗想要解决的，其实主要还不是汉诗本身的问题，而是作为一种表达的汉语的开放性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期待着研究者能够以一种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去审视、观照现代汉语诗歌，切实从诗歌艺术的基本问题出发，认真梳理、总结“新诗”百年来累积的艺术经验，同时也深入研究那些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诗人个体的写作，为现代汉诗未来的发展之路夯实基础。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福建文学 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