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他为什么如此痛恨小偷？

　　□南宋

　　余华的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评论家张新颖有过这样的评述：“这是一篇非常简单的小说，故事的起因是一个小孩从水果摊偷了一只苹果，这样的小事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成为起因，因为通常不会引发故事，不足以推动故事的发展。但在余华的这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以相当冷静、简洁的语言进行叙述的堪称触目惊心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摊主孙福对男孩的惩罚过程。本来这个过程随时都可能终止的，可是却出人意料地不断往下发展。其情形似乎是，一旦走上了某种轨道，就会顺着惯性不可遏止地往下滑……这惩罚也真是“艺术”。不仅需要找到最理直气壮地实施惩罚的理由——这理由是现成的，也就是早就有了的“规矩”，拿来用就是；而且需要欣赏这种“艺术”的观众：有人围上来看，孙福就会兴奋起来，就会刺激他继续表演下去。这惩罚“艺术”中的精华，有一部分是自我羞辱，就是让男孩自己喊叫：我是小偷。”

　　细读余华《黄昏里的男孩》，我认为张新颖的读法有点隔。也就是说，是一种“普遍化”的读法。余华的创作本意，不会是图解“惩罚小偷”这么简单，六千字左右的小说，作者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描写了“惩罚过程”，仅用了六百五十字回溯施罚者的遭遇。余华的用意非常明显，前面的“过程”是果，后面的“遭遇”是因。余华的小说非常注重形式，一因一果，对应关系非常明显。

　　孙福为什么如此痛恨小偷？他所说的“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我以为不是如张新颖所分析的，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充分社会化的理由”，而是来自孙福的切肤之痛，来自他特殊的遭遇。遭遇的内容，恰恰被张新颖省略了，仅以“掀起过去生活的一角，窥见如泛黄的黑白照片般的似乎已经封化了的苦痛和磨难”一句，似是而非滑过去了。其实，“过去生活的一角”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通过孙福的回忆，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前，他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一个五岁的男孩”，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后来，“他的儿子沉入到了不远处池塘的水中了”，再后来，他的妻子跟别人跑了。这“屋漏偏逢连夜雨”的“遭遇”，无疑给孙福留下巨大的痛苦。儿子的死，是在池塘戏水被淹死的，怪不得别人；妻子的出走却与别人的引诱有关，在孙福的理解中，妻子的“偷人”其实是“被偷”，剃头匠正是一位“小偷”，偷走了他的妻子！正因为这样，孙福才会如此痛恨“小偷”，以至于迁怒于所有的“小偷”，当报复的机会降临，他当然不会错过。也因此，我们就会理解孙福多次重复的这层意思是有所指的：“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吐出来！”“要是从前的规矩，就该打断他的一只手，哪只手偷的，就打断那只手……”“我这是要让他知道，以后再不能偷东西。”

　　余华从“偷苹果”和“偷人”都是“小偷”的意义上找到创作灵感，并因此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大写特写“惩罚过程”，因为孙福曾经被偷，那么他对小偷的惩罚就可以理直气壮，余华描写这一过程也可以理直气壮。由此可见，张新颖的读解有点借题发挥、自说自话，与余华的创作本意相违背。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对余华的这种创作本意，我是不能认同的。原因就在于余华展示惩罚过程过于详细、过于写实，近乎冷酷，有点接近于酷刑展览。这让人联想起余华的早期作品《一九八六》里那个按古代酷刑朝自己用刑的疯子，疯子是因为在文革中受人迫害致疯的，余华借此完成对文革的批判于理有据，而这里的施罚者只因妻子被人偷走了就扭曲成这样，似乎说服力不足。只能说，这是余华对这种形式上的因果关系比较着迷使然。我要质疑的是，有了这样极个别的“因”，就可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渲染这样的“果”吗？还有，有这样的“因”，必然有这样的“果”吗？

　　

　　学者林贤治在接受记者时说：“我看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个别的中短篇，《兄弟》没看完，不能持很高评价。虽然他把苦难作为主题，但他不是悲悯，只不过把它作为主题去处理罢了。”我认为，余华的其他小说暂且不论，仅就《黄昏里的男孩》而言，林贤治的判断是对的。如果余华有一点悲悯的话，对“惩罚过程”的描述就不会如此详细与写实，他着迷的只是“主题处理”，只是两个“小偷”之间似是而非的联系。所以，有了这样个别的“因”，也应当节制地描写这个“果”。就像可怜的“孔乙己”，有了窃书的“因”，免不了有“果”，这“果”，鲁迅只用了简洁的两笔就写完了：“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有这样的“因”，必然有这样的“果”吗？孙福丧子丢妻，就必定会心理变态，走上“以暴易暴”的道路吗？真的像张新颖所总结的那样：“我不想把这个故事的意义普遍化，但我还是要说，这种情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孙福，被生活的磨难所改变，以扭曲的方式，以堂皇的理由，发泄对于生活的怨恨和报复；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是那个没有名字的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陷入到以公共的、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规则为名义的围困当中，接受惩罚，无力反抗，无法辩驳。”我看未必。周国平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可以说明，在遭受“丧子丢妻”之后，还有另一条解决之道。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里有过以下的夫子自述：“妞妞走后，我们都陷在丧女的悲痛中，家里的空气异常沉郁。我还可以通过写作来分离自我，转移痛苦，雨儿完全没有宣泄的途径。她原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我怕她闷坏了，便劝她出去找朋友玩，也不妨找异性朋友玩，只要玩得愉快，能帮助她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就行。在我的心中，占据第一位的考虑是救她，不让她被这个可怕的灾难毁掉。”后来的结果是，雨儿有了外遇，周国平还知道这个男人是谁，但他容忍了。不久他自己也出轨了。在一段时间里，两人各有自己的情人，同时十分友好地相处。后来两人终于离婚了。周国平感叹道：“对于一个既懂得世事无常又珍惜生命经历的人来说，任何美好的事物只要存在过，便永远存在了。”

　　所以，“丧子丢妻”之后，完全存在另一条更人性化的道路。《黄昏里的男孩》里的孙福只不过是个案，在我看来，他对男孩的仇恨理由牵强，毕竟，他在年轻时也有过一个“五岁的男孩”。所以，余华对两个“小偷”的联系只是一种叙述策略，为了淋漓尽致地描写“暴行”而寻找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正如林贤治所言：“我的好作品的标准有三条，一、自由感。这个作家有没有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写作心态的自由、形式探索的自由，必须是贯穿始终的；二、悲剧感。有没有爱、同情心、悲悯的生命气质。这个世界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本来便是充满悲剧的，可是我们没有悲剧感；第三、个人性。”

　　哪怕孙福的扭曲心态真是《黄昏里的男孩》中所提示的因果关系所致的话，余华也只是展示了一出悲剧，而没有写出那份深沉的悲剧感。

　　责任编辑 贾秀莉

　　福建文学 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