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多宝的创作题材涉猎广泛，大致可分为“营盘生活”“职场故事”“战争叙事”以及“新乡土小说”等几大版块。近年来，作为安徽省实力派作家的他，更是以年均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发表（转载）的体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早在九十年代，程多宝就有过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被发表与转载，近20年的营盘生活，他的军旅足迹遍及十几个省份，尤其担任150万字長篇纪实《二野劲旅》（2007年原军事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采编组组长、抢救性地采访过数百位战争老人的特殊经历，为其后来的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积累了诸多第一手资料。
转业回乡之后，因为拥有党报记者的采访视角，加之近十年文学副刊编辑岗位的历练，使得重拾小说创作的程多宝越发得心应手。通读他近年来的部分中短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程多宝并非只是擅长军旅题材或职场题材的类型作家，虽然是一个“工薪族”，但他却并未被“业余”限制住写作的深度与广度。
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创作中革命启蒙、现代主义、家国情怀宏大叙事等诸多文学流派纷纷涌现，现实主义创作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寻找新的叙事冲动，业已成为当下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广大作家的迫切愿望。如此一来，程多宝的善于复现社会情感，并且对“底层叙事”的深切关注，就尤令文学评论界关注。
一、具有地方性特征的语言调性
纵观其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题材涉及面可以说非常之广：既有逼真而惨烈的战争场景描绘，也有年轻人身处职场的困境刻画。整体而言，他是一位关注生活、贴近常人情感的作家，小说语言流畅、干净，从生活中脱胎而来，又独树一帜。
短篇小说《城市中流行一种痛》（载《星火》2020年第6期）中，他如此描绘日光灯：日光灯嗞嗞地哼着小曲，也不知道唱的是哪一出？化物为人，是作家常用的修辞方式，这个比喻的新颖之处在于，将日光灯拟人为“哼着小曲”的旁观者，而作家则以“隐藏作者”的身份进入文本，自然而然地与其产生交流。显然，这是作家对于生活现实的趣味化处理。普通的小物件，在作家眼里都被赋予了情感，能与小说主人公进行交流。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中年职场人大梅与二梅“看似姐妹、其实内卷”的一地鸡毛的故事，既有酸甜，也有苦辣。题材看似反讽，但程多宝审视生活的态度却偏向于积极乐观，小说中的“琐碎”与新现实主义中的“琐碎”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后者是在生活困顿中的挣扎，而前者则是对生活的坦然面对。
程多宝善于描绘动态的人物群像，在中篇小说《醉芙蓉》（载《广州文艺》2020年第10期）里，他如此描绘“芙蓉王”来到酒席时的场面：
“‘管那么多干吗？日后想吃顿大餐，得自掏腰包啦。’正说着，门弹开了，触电似的往旁边一缩，众人轰一声：李科来了，哇，芙蓉王驾到！来不及想起来介绍啥，这边还没开吃，芙蓉王就盛满几个饭盒，往随身带的大布袋里一捅，‘快吃快吃，谁不服气，放马过来挑战，尔等谁是天下英雄。’”
场景叙述最为考验作家的语言功底：快速勾勒人物形象，完成动态表述。“芙蓉王”半道赶来，就是为了蹭公家的一顿饭，“吃不了兜着走”，打包带回家。“芙蓉王”的形象近似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善恶参半，个性鲜明。程多宝巧用“尔等谁是天下英雄”一语双关，既刻画出“芙蓉王”泼辣豪爽的性格，又以“英雄”暗讽其相对龌龊的行为。这段人物对话，读来颇具水准。这幅场景之中有三句人物对话值得品咂，其特殊之处在于，属于“芙蓉王”的两句对话程多宝以引号标识，但人物群体的对话“李科来了，哇，芙蓉王驾到！”等却并未以引号标识。不仅此段，在其他小说中，是否标注引号也是程多宝妙用对话的一个主要表现。未标识引号的对话，通常作为叙事的过渡，“李科来了”，重要的不是大家说的这句话，而是推动叙事，为人物登场铺垫。
程多宝的小说语言频显地方特色词汇，包括但不限于“硬菜”“凉飕飕”“憋屈”等，除此之外，还有“虎死不倒威”“削尖了脑袋”以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短词短语。程多宝如今居住在皖南中国文房四宝之乡、文脉之地宣城，又有着“桐城派”的人文环境熏陶，再加上其不限于一地一城的丰富从军经历，使其小说语言带有令人捉摸不透的万千变化：既有明显的北方特征，快言快语，含义清晰明了，给予读者扑面而来的生活热度;同时，又有着清新婉约的南派细腻……这些都成就了其小说语言风格多变的气象。
程多宝的语言更多保留了生活的现实质感，更加贴近口语。这种地方性的语言，往往有着趣雅的美感，比如《花事》（载《北京文学》2016年第11期，入选《北京文学短篇年选》）：
“比如说，脸蛋如花，那是芙蓉花，笑起来太阳也褪了色彩;肩头如花，那是月季花，脱去贴身小褂，晚上掬起水花花儿，月儿也要躲进云层;小手如花，那是百合花，夏夜纳凉时从竹床间的碎花被单里露出来，星星也眨着眼睛呢……即使熟睡了，那更是朵牡丹花，吸进去的不管是啥样的气味，吐出来都是一水的花香。”
以花来比喻笔下少女之美，似乎司空见惯，但对于这篇以“花事”为意境的“情景小说”而言，却是另一番别具匠心。芙蓉花、月季花、百合花以及牡丹花是带有地域特色的物种，在表述中不乏“笑起来”“眨着眼睛”等活泼的口语动词，体现了雅俗的结合。与汪曾祺的“醇雅”所不同的是，程多宝的语言兼具动感与趣味性，他并不介意小说语言向口语化靠近，即使在词汇的使用上有所偏离，其运用语言的思维依旧是通俗化的。
语言，往往是读者最直接感受作家的媒介，当我们在小说中读到“麻雀子怎能与雁飞”“落水的凤凰不如鸡”等一些约定俗成的语句之时，仿佛正在被引导着脱离了既定的解读惯性，进入了生活化的情境之中。“隐藏作者”也似显形一般，在你面前缓缓走过。
从作者成长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程多宝没有中文系院校系统学习的经历，也没有去过大学进行深造，之所以近年来能在省级以上纯文学刊物发表30余部中篇小说、百余部短篇小说，并保持了一定量的转载与获奖，更多的是凭靠自己的坚守与悟性。事实上，很多作家反而容易被“天赋”所耽误，一味地沉迷于语言和结构游戏，程多宝很好地避免了这类陷阱。
二、描绘芸芸众生的现实图景
程多宝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底层人物。其“营盘叙事”和“战争小说”，瞄准的多为基层士兵，其“职场小说”关注的多为面临困境的中青年，其“乡土小说”则更为关注进城务工者的生活状态。无论是类型题材（军旅）还是更为广阔的职场与乡土题材，程多宝对于平凡人的书写都丰富多样，再现了当代基层百姓的现实图景。
程多寶笔下的平凡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基层士兵形象，他们眷恋军旅生涯，不畏艰苦，怀有坚定的信仰。
小说《红房子》（载《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刻画了一个叫陈德宝的人物形象。陈德宝是一位退伍士兵，回家之后却经常梦见“红房子”（营盘）。他时常梦见“红房子”排山倒海一般向他袭来：
“看似重重地罩住了自己的身子骨，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压迫，反而特别地亲，还有种甜甜的味，吸上一口，以前身上痒得挠不到的地方，居然没了;还有就是，晕晕乎乎的脑子，吸足了氧气似的，精神了一大截。”
陈德宝是防化营消洗连的战士，这样的连队在部队诸多兵种之中并不那么吸引眼球，但陈德宝从未因此灰心，反而认真练习自己的专业技术，力争要成为优秀士兵。离开部队后，陈德宝像是生病一般，全身发痒，精神萎靡，只有在梦中梦见“红房子”时才有所好转。当他有机会重返部队，身上的疾病突然好转，人也为之精神了。小说的结尾，程多宝设置了一种象征，那就是，这名士兵的生命里永远离不开营盘。这种小说结局的安排，看似没有一个完美结局，却没有让这个动人的故事落入俗套，陈德宝必须要适应离开部队的生活，就像是随着社会发展，老旧的“红房子”注定要被拆除一样。
程多宝的小说中还有一类战争题材，年代跨度很大，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如反映抗日战争的中篇《我不知道你是谁》《啊，延安》，反映解放战争的中篇《火车，火车》《哥俩好》，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中篇《或许，你还没有看过日出》《江流天地外》等。因为有过采访数百名战争老人这一特殊的生活阅历，其在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往往能将自己的经历与历史叙事进行有机结合。
短篇小说《我不知道你是谁》（载《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10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身患重病的离休高干马群，收到了抗战时期下属“小李子”的一封信，对方恳请老首长为他证明自己参加过的几场战斗。这个署名“小李子”的，让因为年老而记忆模糊的马群犯了难，他接连回忆了三位可疑的“小李子”——李秋生、李五斤和李孝仁。李秋生是生性胆小的炊事班战士，但在看到自己的战友被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地屠杀之时，迸发出了极大的愤慨，给马群留下了深刻印象;李五斤是一位战地医生，曾全力救治过马群的枪伤，对他有救命之恩;李孝仁是马群的贴身卫兵，曾照顾过伤后初愈的首长。三重谜团依次揭开，小说结尾告诉读者，李孝仁最终被查证是写信的“小李子”，但实际上，上面三位都是“小李子”，他们和首长之间的故事，都是战争时期官兵之间真挚情感的印证。
中篇小说《孤城闭》（载《莽原》2022年第3期）是程多宝近年对于自己军事文学创作发出的一次挑战。作家虚构了闭城、孤城、破城、臭城、死城、空城……一系列章节绕“城”作业，以一场攻城拔寨的争夺作为主线，埋设着青春女性面对新生与腐朽两股力量的爱情抉择两条线索——阿菊的爱情是明线，花巧云的观望是暗线;同时，又以戏剧《锁麟囊》的情节隐喻了兵荒马乱之际身如浮萍的女性如何面对追求者的心路历程。在战争这幅历史画卷之中，虽然平民女性都是弱小的个体，然而每根小草的体内都蕴藏着大海之波澜，所谓野百合也有春天。至于中篇小说《英雄辈出》（载《神剑》2021年第2期，《中篇小说选刊》2021年增刊2期转载）等军事题材小说，则“有的继续书写军旅故事，尤其是深挖革命历史题材;有的随着作家身份的转变展开对过往军旅岁月的回望，同时也在探索如何适应新的观念和身份。这些思考和探寻积极而深入，有效地拓展了军旅小说的外延”（摘自《昂扬回应时代主题——2021年军旅小说综述》，朱向前、徐艺嘉著）。
其次是职场中的平凡人形象。他们大多善恶参半，遍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小说《城市中流行一种痛》（载《星火》2020年第6期）刻画了两位中年职场女性的形象。大梅在单位中资历较老，工作认真勤恳，儿子临近高考。在她专心培养孩子之时，单位调来了与大梅年龄相仿的二梅，两人搭配工作。二梅的孩子也要高考，但她把关注重点放在自己的升职问题上。二梅渴望在工作上获得肯定，处处压大梅一头，之后也如愿当上了主任，被派去扶贫，而后升了副处级。二梅的孩子只考了个三本，但是大梅的儿子很争气，考上985大学。两人表面上和和气气，暗地里却交手数回。通过大梅和二梅的不同经历，作者对于女性社会生存环境进行了思辨：女性想要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与突破，该如何处理好职场与家庭的关系？
最后是留守乡土的平凡人形象。他们保持着美好的初心，虽在乡土却并不嫌贫爱富，努力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短篇小说《花事》讲述了一位十七八岁貌美如花的女孩林美凤，高考时未能考取大学，回到农村生活的故事。因为腹有诗书、貌美如花，她在农村引起了很多风言风语。小伙子爱慕她的美貌，纷纷追求却无果;家有儿女的父辈，以她高考落榜白忙一场为由对其大加嘲讽。然而她并没有被舆论击垮，而是养花明志，与世抗争。毕竟，她有心爱的人——一个在边防哨所当兵的高中同学，只因逢遇祖国边境战事，两人一度断了联系。对于林美凤而言，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她需要的是提升自己。她将养花的生活感悟写成散文发表，母亲欣喜之余，暗中关注着女儿的情感发展，希望她和那位小伙子终成眷属。小说末尾的后记部分提供了开放式的想象空间，给予读者无穷的美好回味。
从基层官兵、战火英雄、铁血女兵，到职场女性、花季乡姑、进城务工的半个城里人，程多宝近年来所刻画的“小人物群雕”，跨越了从家国情怀到万家灯火的距离，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描绘出了当代芸芸众生的现实图景。这种全景式塑造底层人物的作家，以自己的知觉情感，真切记录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传递出了作家对于大千世界缤纷生活的一腔赤诚。
三、复现社会情感的叙事冲动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具有双重根源，即叙事冲动与感受。詹姆逊认为叙事冲动先于现实主义，但两者并非主次关系，而是伴随关系。叙事冲动会产生“故事”，但尚不是小说。从“故事”到小说之间，还存在着递进的关系。
程多宝的“叙事冲动”来源于对社会情感的复现。当然，这并非简单地将社会情感进行再现，而是在再现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就如《红房子》中提到的主人公陈德宝，作为基层士兵，他对于部队生活的情感是多重的，除了眷恋，还有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感。而《花事》的主人公林美凤等人物也是如此，小说中母女间情感的虚化处理，突出了她对年轻的边防战士以及生活本身的深情。这些在他的中篇小说《今夜有雨，或雨夹雪》（载《南方文学》2021年第2期）里也有较为典型的呈现。
男主人公黄海军通过高考从农村来到A城。他自幼家境贫寒，家中只有一位老母亲维持生计。大学毕业之后，黄海军决定留在A城继续打拼，但因在这座城市没有人脉，加上没有家庭经济方面的支撑，如何娶到一位城里女孩，一时成为棘手难题。本地的城里人不希望女儿嫁给外地人，更不希望嫁给拖着老母亲的外地乡下男生。為了自己的儿子，老母亲冬英要求亲生儿子改口叫她婶不说，还要求他对未婚妻章书萍的家人谎称自己父母双亡。黄海军痛苦万分，“眼前的妈，非得要叫一声婶，天理何在？”
黄海军天性软弱，缺乏主见，屈从了母亲这种违背伦理的要求。未婚妻章书萍敏锐地察觉到黄海军在隐瞒些什么，于是化名“宁馨儿”，从他口中套出了实情。结婚之后，章书萍借用“宁馨儿”的身份，帮助黄海军对老母亲尽孝。小说结尾，章书萍将婆婆冬英请到城市里来，置办酒席，一家人得以团聚，黄海军也最终得以堂堂正正地喊了一声“妈”。这篇小说中的情感问题，涉及社会伦理，因此极具深度，黄海军这一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一部分农村男孩艰难进入城市的普遍遭遇。程多宝从叙事学理论中的“故事”层面入手，将婚姻问题中最直接的矛盾与伦理挂钩，使这部小说所展现出的现实困境，直接冲击了文化背景下的伦理秩序，小说中对具体人物的情感也因此上升为普遍的社会情感。
显然，作者此处对于情感的处理，与之前在陈德宝、林美凤等人物身上所做的，有着巨大差异。后者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琐碎情感的搜集，作家的复现更注重艺术化或者典型化;而前者则是更高层次的复现，已经融入了作家对于社会的认知。程多宝无疑对从农村进城的黄海军赋予了更多的个人同情，贫穷是客观现实，不能作为违反基本伦理秩序的理由，在处理黄海军这一人物形象时，作家的反讽姿态一时犹豫不前。相反，带有唯美化身的女主人公章书萍却成了作家塑造的正面形象，她不仅宽恕了丈夫善意的“欺骗”行为，更是选择主动去偏远的农村照顾婆婆冬英。章书萍出身优渥，能够如此宽容大度，体现了作家对善良美德的呼唤，从这一点上看，其创作手法一如小说大师沈从文与汪曾祺，试图通过建构美好来对抗丑恶。或许，程多宝复现社会情感的叙事冲动，即源于此。
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说：“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由此可以确定艺术家的真正的自由，他不应该消极地反映或图解一种在他之外、已经完全确定的现实……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加对世界的改造。”
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包括司汤达、巴尔扎克在内，他们的叙事冲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自己内心的社会情感。《红与黑》的创作，直接受当时真实的社会事件影响，司汤达将其与自身的经历相结合，塑造了挣扎于金钱、权力和阶级社会之间的于连形象。在真实社会事件与作者之间构成桥梁的，正是普遍的社会情感。社会情感沟通的不仅仅是作家与社会之间，更是所有作为平凡人的读者与社会之间，社会情感的共鸣往往是现实主义最有效的共情方式。
程多宝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翌年家乡遭遇洪灾，房倒屋塌田地绝收;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多与急难险重任务相伴，甚至连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时间一度都不具备;转业回到地方后，又肩负着安家教子、职场竞争等多重生活压力……然而，近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重拾中短篇小说创作，稳步前行，取得了累累硕果。正是这种“业余”特性，使得程多宝在创作领域里有些“离经叛道”与“野蛮生长”。即使因为诸多原因中断了小说创作十余年，但是对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下小说的深入研读，使得程多宝始终存在于当代文学的现场，凭借着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丰沛积累，他直接从现实生活的源头获取了许多创作灵感。
程多宝小说创作虽高产，但却做到了拒绝重复自我。2000年4月24日，与莫言老师的一次“一对一”文学对话，解决了程多宝心头的一大困惑，莫言老师手书的“心平气和，然后做文”八字赠言，为他指明了写作方向。此外，儿时的不幸际遇，也许是程多宝最好的文学之师。五岁和六岁那两年，其父母先后病故，使得幼小的程多宝深深品尝到了人间悲苦，也使得他自童年起便对生活艰辛与人情冷暖分外敏感。
“却顾所来径，苍花横翠微”，程多宝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之路上的探索与收获，对于许多默默坚守文学创作的底层作者来说，无疑具有导航性意义。身为“上班族”一员的程多宝，其创作态势气象初成，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广阔、丰富、生动的文学世界在他笔下徐徐展开。
当代小说 2022年6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