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不去提前打蛔虫，而要等到生病才花钱治病呢？为什么在买食物的时候不买有营养的加铁鱼酱，而是要买味道好吃的呢？营养不够，工作效率怎么会高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有效地把资源用在自己和家庭的发展上。”
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怎么看都和诺贝尔奖这个奖项应有的含金量不匹配。因为类似的事情，中国早就已经做过，而且早就有充分的成功案例和经验。
一、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扶贫路要走多久
印尼有一个名为伊布·艾姆塔的村民，靠编织竹篮为生。但是，她的丈夫不幸生了眼疾，她借了40万印尼盾（200元人民币左右）。然而，她只将其中的10万拿出来买药，剩下的30万拿出来购买食物。可是这笔钱不够把病治好，她丈夫的病一直好不了，没办法出去工作，一家人欠的钱就越来越多。
诺奖得主对此的研究结果是：“与有钱人相比，穷人没有预防疾病的意识，他们宁愿病了之后花大钱治病，也不愿意采取预防措施。”
非洲人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很多家庭深陷贫困，很大的原因便是他们几乎没有接种疫苗的习惯，导致各种传染病横行。诺奖得主通过在贫困地区的观察发现，即使疫苗成本已经有效降低，但穷人仍不接种。
诺奖得主挑选120个村落进行随机对照实验，把这120个村落分成三组，第一组完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第二组村落采取极少量的干预措施进行推动，第三组村落干预措施强度更大。通过实验结果发现，只需要极少量干预，村落疫苗接种率就能获得明显提高，而强度略大的村落接种率居然能够达到37%。
說白了，只要政府推广一下，疫苗接种率就能提高。类似的事情，中国早就发生过了。共和国成立初，中国不仅贫困，也是世界卫生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口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世界平均的50岁足足少了15岁。1951年，中国有6万人得了天花。1952年，麻疹发病人数104万，血吸虫病人更是达到1200万。那时中国的总人口只有4亿，却有1亿人面临感染传染疾病的威胁！
那时的中国人就意识到，对待疾病要从预防入手，预防比治疗成本低多了。于是，中国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消灭传染病运动。比如血吸虫病，钉螺是血吸虫的宿主，地方政府就带着群众一起浩浩荡荡地去打药灭钉螺；有些水源不干净不能喝，就在确保没有问题的地方打井解决用水问题。就是靠着这样标本兼治的方式，中国在全国范围内，陆陆续续地消灭了血吸虫病。
其他的丝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也一样，同样是科学家研究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法之后，动用政府力量全国推行。也正是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就突飞猛进。1979年，中国消灭了天花；2000年，实现无脊灰目标；2006年后，白喉连续13年无报告病例；麻疹发病从最高年份的9444659例，下降至2018年的3940例，降幅达到99%……
二、农民永远吃不饱？政府指导农业创造巨大能量
肯尼亚有一名叫肯尼迪的农民，他种的庄稼每年都收不回成本。于是，他开始借钱买种子扩大生产，可是种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欠别人的钱更是还不上。后来，他收到了政府援助他的化肥，结果一下便获得了20多倍于几年前的收成，终于摆脱了贫困。
诺奖得主经过研究认为，肯尼迪缺少的不是化肥，是逻辑思维能力。如果肯尼迪事先知道化肥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一定会拿出一部分钱去买化肥。等到粮食大丰收之后，有了钱再去买更多的土地。这样循环往复，不出几年就可以脱贫致富了。
分析得是不错，但是教育大家种地要用化肥提高效率，这件事谁来做呢？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同样碰到过这个问题。那时，各种重工业、轻工业刚刚起步，农业还是支柱。然而，中国虽然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农耕文明，很多地方却一直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农民种地的经验没有推广开。
1954年，毛主席把经验总结在一起，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简单好记，比如“密”就是要合理密植，“水”就是要兴修水利，“工”就是种地工具要改进，农民只要遵守这八个字，收成就不会差。这八个字出来以后全国宣传，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三、教育扶贫，让更多人看见世界的美好
非洲马里有一个7岁女孩罗西娅，每天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读书了。一开始，有人给这个小女孩捐款。但是，拿到钱以后的小女孩，有钱也不会去读书，而是拿去买食物吃。等花完了，还是照样饿着，也没有工作技能。诺奖得主通过研究发现，如果把钱用在教育补贴上，会降低贫困地区儿童的辍学概率。
这个似乎中国也已经做过了。
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有一首《夫妻识字歌》风靡大江南北，很多人都是唱着歌走进了扫盲班的。“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在政府的推动、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文盲率开始迅速下降。到现在，连中小学都没读过的青少年在中国已经几乎没有了。
最近5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是从10亿增加到了13亿，并且正以每年2500万人口的速度递增。而中国，只用了70年，就带领了7亿人走出贫困，到2020年，最后的1000万贫困户也要摆脱贫困了。
换句话说，这几位诺奖得主研究出来的理论不是没用，只是中国不但早就付诸实践了，还成功让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成功脱贫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在看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就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种“这也能拿奖”的疑惑。
其实，之所以中国人有这样的成就却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经济学上一直没有话语权。说到底，是因为人都有思维惯性，很容易先入为主。如果我们自己不形成一套理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好解释清楚，那我们的成就就永远都会被曲解、被贬低。
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就是打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其中一人。在1994年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林毅夫大胆地预测：到201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指标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那个中国崩溃论横飞的年代，林毅夫的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2014年，据世界银行估算，截至当年9月29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过美国，荣升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链接：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还有复旦大学的陈平教授，用了一套焕然一新的“代谢增长论”，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发展要受生态资源约束，科學技术进步的标志就等于开发了新的资源。比如中国原来依靠土地种植粮食，但中国多山少地，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富裕程度赶不上平原多的欧美国家；后来中国发现煤、石油、太阳能等资源，还有新的生物技术可以发展多样性的生物工程，最后劣势变优势。
虽然这些理论都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迷信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而是跳出了桎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问题。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各种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也会迎来一波大爆发，百家争鸣，不再落后于西方。
（摘自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意素致力于传递多元视角，本文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看更多·兔子手机
2019年10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新疆农民的新农具——兔子手机。兔子手机看起来和市面上常见的手机并无二致，但里面有很多关于兔子养殖的知识。
2018年，新疆和田市政府从四川省引入多家兔养殖企业。他们在和田地区墨玉县设厂，采用“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方式，鼓励当地百姓养殖皮肉兼用的獭兔。他们免费向每户农民发放种兔55只，回收仔兔。由于政府补贴修建兔舍，企业无偿提供饲料、防疫和技术指导，农民除了付出体力劳动外，成本主要是水和电，折算下来，一年可以通过养兔收入1.5万元左右。
这一新的扶贫模式看似天衣无缝，但由于养殖户数量多、居住分散，从四川来到新疆的20名技术员每天疲于奔波，仍难以解决农民在养殖过程中面临的大量问题。这时，中国电信提出一种方案：利用信息技术，免去技术员与养殖户间“以一对多”的麻烦。中国电信与养殖、种植企业合作，开发了“信息田园”App，把技术人员的讲解拍摄成视频，放到软件中。有的贫困户没钱购买智能手机，中国电信就向他们免费提供搭载着“信息田园”的手机。
兔子手机的官方名称是“新农具”，它的作用和新疆农民常用的农具“坎土曼”一样，帮助农民生产。有了兔子手机的帮忙，高效的兔养殖户的年收入已稳步达到预期，有的甚至接近2万元/年。
【适用话题】扶贫 科技与农业 知识获取 学习
意林·作文素材 2019年24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