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导语：

　　2019年4月1日，《新京报》一篇名为《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状元村”却老得走不动了》的深度报道，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报道讲述了山东泰山脚下的洼里村作为远近闻名的“状元村”，40年来走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以及将近60位大学生。然而，这些在城里做了教授、公务员的后生，却无法反哺更多，也无力阻止故乡的空心化。培养大学生对家乡有何用？很多网友如此质疑。

　　农村家户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将乡村的命运绑在这些大学生身上，着实有失公允。

　　传统上，农村居民会把家户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比较传统的农村家户对村庄共同体有很大的依赖性。村庄会给农村家户提供很多有意义的公共品，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特别是婚丧嫁娶等，农村家户就需要家族亲友和邻里朋友出面帮衬。

　　但村庄社会有自身的弊端，农村家户用自己的脚“投票”就说明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很多农村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更喜欢城市相对自由的环境，并不喜欢村庄社会宗法伦理的多种束缚。影响农村家户迁离村庄的其他因素，如就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大多落后于城市。所以，大量村庄逃不过规模缩小乃至消失的命运——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大趋势，并不是靠几个硕士博士就能扭转的。

　　具体来说，我们把中国村庄的命运分为几种情形。一种是逐步走向繁荣，人口增加，非农产业兴起，向小城市的方向发展。另一种则是同样深度卷入社会分工体系，成为更专业的农业村庄，而人口数量会迅速下降。第三种则是连农业也没有竞争力，工业、旅游业均没有希望，農村家户只能逐步离开。

　　如果当地政府支持力度大，后一类村庄里的那些异地迁居能力弱的病残人口，也会逐步迁往条件好的地方定居。面对这种大趋势，现有农村家户一般不会拿自己的命运抗衡村庄的命运；当他们判断离开村庄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命运时，基本不会顾及村庄的命运而继续留守村庄。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对农村家户或留或走的选择不免产生影响。但影响现有农村家户做出选择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农家子弟当然知道，按部就班地读书上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功的概率要比成为亿万富翁的概率大得多。

　　某个村庄消失了，但村庄原来的家户人家在异地获得了更高的社会水平，他们加入了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一点与那些获得发展的村庄里的人家相比，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

　　个人命运改善了，共同体命运改善才有基础；不同的共同体形式不需要长生不灭，而应该服务于个人命运的改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蝶变、转型，实现自己的重组和再生。

　　（摘自《新京报》2019年4月10日）

　　意林·作文素材 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