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仅34岁的我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一年近30万的药费很快让我无以为继。一次偶然机会，我吃了两个月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身体各项指标完全正常，而价格是原版的十分之一。从此，我踏上了印度求药之旅，并为数不清的病友提供帮助，从中分文未取，也未违反法律。2015年年初，我因在帮助病友购药过程中涉嫌非法使用信用卡罪被司法机关逮捕，引起了广大病友、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经侦查，我被免于起诉。
作为本片程勇的原型，从剧本创作伊始，剧作者就在和我联系。看完电影，我不知道是我糊涂了，还是他们糊涂了。那个“程勇”，除了“勇”字和我的一样，其他哪都和我不一样。我没打老婆，没卖神油，没有卖药赚钱，没有为救病人而对抗法律。我是帮助了很多人，但我始终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没有违法。我也不想当什么药神，电影最后千人相送的场面，是我最不喜欢的场景，因为它太夸张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2015年我的事件备受关注后，我最想的就是尽自己所能，以合法的方式帮助更多的病人。
当然，电影来源于生活，但不同于生活。电影可以搞笑，病友们的求药之路却一点也不好笑，更多的是让人想哭。不过，回过头来看我和病友们走过的坚实脚印，虽不能说感天动地，但可以鼓励很多要“上天台”的人，继续勇敢地活下去。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
【素材分析】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难得多。我们可以从电影里获得感动和眼泪，也可以通过电影呼吁社会各界来关心白血病人，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推进医疗制度的改革。电影里“千人相送”的场景充满了戏剧性，但是生活中从来都没有“容易”二字。这部电影成功了，然而它的来源却是严肃的，那些素材都是一条条鲜活生命在艰难的求生之路上的冰山一角。
（特约教师 贡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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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2018年7月6日，湖南检察院公布了这起案件的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陆勇的购买和助人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但陆勇的行为不是销售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不构成销售假药罪，依法决定对陆勇不起诉。对此，有经济学家说：“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审批权？”有检察官回复：“法律应该惩治犯罪，但是媒体可以呼吁国家对相关法律的健全。”对陆勇不起诉的积极意义就是在保护受害者，也是建设法制社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国家对相关法律的健全。可以说，一盒格列卫，在生死之间，折射出我们身处的时代困境。当个体国民在法律与规则之下陷入伦理困境的时候，法律应以公正纾解民生困境。
@病人说法：张书全2010年被查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看完《我不是药神》后说，总体还不错，不过对慢粒群体来说，有些地方不准确容易误导。比如，慢粒群体没有对瑞士诺华公司采用极端行为，而是心存感念，埋怨主要来自定价太高和成倍赚回研发费后仍不降价。除了急变移植化疗，慢粒患者很少有人戴口罩。对张书全而言，无法承担一年30万的进口药，他选择了印度版“格列卫”，一年只需6000块，他吃了8年，效果很好。虽然中国药厂开始生产同类药物，但是张书全没有换药，因为换药风险是吃印度药的患者们最大的顾虑。
@韩寒影评：我们看了很多喜剧闹剧，我们身边的世界，是否都沐浴在阳光之下？那些穷苦，困顿，疾病，卑微，那些无解之症，无妄之灾，都在哪里呢？对于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不是药神》不光是选材的胜利，更是电影本身的胜利。就算抛去社会意义，这也是一部节奏优秀，悲喜交加，演员出彩，声画俱佳的电影。题外说两句，为了戏剧冲突需要，影片唯一的反面角色是那家研发出新药的药企。事实上，一些药企，为了研发新药，时间投入都是数年十数年，资金投入数亿十多亿，甚至一无所获。本质上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研发，很多绝症才有了希望。不是非黑即白、无商不奸这么简单，所以我不希望观众看完以后把怨恨宣泄在那些研发新药的药企身上。他们不是坏人，医疗保障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点。这部电影和它背后真實的故事所带给社会的贡献也在于此。
意林·作文素材 2018年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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