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朴槿惠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仪式上，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出席，成功地使很多人由路转粉，引来一片赞誉。事实上，朴槿惠一直对中国文化推崇有加，还曾发表散文抒发阅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后的感动和启迪。朴槿惠称《中国哲学简史》为其人生导师，感激这本书引领她走出绝望。与此同时，《中国哲学简史》最后的结尾语“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也在微博上流传。本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本影响了韩国总统以及海内外千万读者一生的书。
著作简介
《中国哲学简史》是一本享誉中外、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哲学名著，也是一部中国学术的超级畅销书，是根据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首次出版。一面世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首选入门书。多年来，它一直是许多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通用教材，并且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此书没有中文版本。直到1985年，才由冯先生的学生、北大哲学系的涂又光教授翻译为中文，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首版印刷十万册，很快售罄。进入21世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赵复三先生又重新翻譯，并配以大量图片出版，也备受欢迎。
《中国哲学简史》以20万字的内容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史与思的结晶，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因为它最初是讲义，所以它的语言极其流畅；因为它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它的文字极其符合当代人的阅读口味。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平衡问题，主要讲三个方面：“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高明与中庸的统一”。不管什么阶层、什么职业、什么环境下，只要达到自我平衡，就能达到满足，归结于内心的平静。这大概正是最能打动朴槿惠的地方。
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2.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人。1912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中国哲学，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名人说：遇见这本书，是无比珍贵的缘分
遇见我人生的灯塔
——东方哲学
□朴槿惠
我走过的路与众不同。在我不到30岁的时候，双亲都遇刺身亡，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心情何等痛苦，可想而知。让我更绝望的是，陪在父亲身边的人一一离开，而且我的父母由于政治原因受到人们的指责。
熬过如此痛苦的时间，恢复平静，是不断地与自己进行对话，与自己斗争的过程。读东西方的古典书籍，进行冥想，天天写日记，回顾自身，这样慢慢地坚定了内心。
有一本书在这时成为我人生的导师，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它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和战胜人生磨难的智慧，让我领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地活着。
读《中国哲学简史》时，我把每个引起共鸣、让我有所领悟的句子都写在笔记本上，将含蓄的文字和从字里行间中找到的真理刻在我心里。现在偶尔也会翻开以前的笔记本来回忆当时的感受。
“最佳的修身之道是不矫揉造作，顺其自然。这就是道家的无为、无心。”
“推己及人，即为‘仁。”
“坐密室如通行，驭寸心如六马，可以免过。”
现在，这些句子依然深深地打动我的心。
与《中国哲学简史》相遇，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胜利，最重要的是内心必须坚定，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和欲望。我懂得了平凡但珍贵的道理：金钱、名誉和权力都如同刹那间烟消云散的一抹灰烬，只有正直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从此人生的苦难成为激励我的伙伴，真理成为照亮我前程的灯塔。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把深藏已久的东方精神遗产挖掘并擦亮，使其成为闪闪发光的宝石，让我们明白如何坚定地走过这世界。对于我来说，遇见这本书，是无比珍贵的缘分。
学者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中国哲学入门书
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教授明伟华：《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在二战后应邀赴美讲学的讲稿。抗战已经胜利，学业又有巨大成就，冯先生此时的心情应该是轻松的，准备教材无疑也是胸有成竹，取舍自如。然而，这样一本“简史”，浓缩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精华，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对于初学者尤为适宜，因此多年来被西方的多个院校列为教材，影响深远。八十年代后转译回中国，又在国内的学习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它以易懂的形式，再现了民国学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采，因为事实的阐述，观点的抒发，都是从心而发，毫无桎梏，那思想的自由是令人神往的。可以说，这本书虽然不是他学术生涯的结束，但这鲜活生动的写作风格，对于冯友兰先生来说可能成为绝响。
读者说：读起来常常有赏心悦目之感
王军学：这是一本三百多页的书。想用区区三百来页将历史上的诸子百家一一道来，显然长度不允许，对于业余读者来说，面对成堆的生疏冷僻的名词概念，也必然头晕目眩，味同嚼蜡。为此，此书开篇介绍完大中华的地理特点后，即推出“百家”中之六家进行介绍，而后则集中于道、佛、儒三家，突出儒。这些均按时间顺序逐一展开。这样，读完这本简史，我们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大致并且清楚的轮廓。并且对于这些思想至今仍影响着我们行为的现象也得到了比较清楚的因果关系。由此摸到了思想脉络，找到现实生活行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找到行为习惯的思想源头，茅塞顿开之感就会随时涌上心头。享受这个结果会令读者愈加兴趣盎然。
每一章的长度又恰到好处，一小时之内即可用心读完，恰好是业余阅读可接受的时间长度。因此，读起来使你感到逍遥自得。又由于书中论述简要，将精辟的思想集中于一卷，前后呼应，且有时能与我们现实生活一一对照，故读起来常常有赏心悦目之感。
就我个人来说，觉得书的前半部内容远比后半部精彩。这并不是由于著者的笔力后不如前，而是中华文化思想文化本身最辉煌的时机正是春秋时期，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前半部当然字字珠玑，神采飞扬，使人回味无穷。
《中国哲学简史》精彩书摘
著作选摘一
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说法完全正確。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如果不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为什么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以宗教的观念和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的基本欲望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毫无觉解？
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著作选摘二
世界上有各种的人。对于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例如从事实际政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从事艺术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人员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问题就在于，人如欲得到这个同一，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或甚至必须否定“生”？这就是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即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清钟烈鼓的中国哲学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胡 伊
总觉得国外的哲学家，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的哲学体系就像固若金汤、墙峭堑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壮观，却是警卫森严，令人生畏，总无法得其门而入，便只能在城墙之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抑或干脆被镇得觳觫匍匐，罗拜于地，心中莫名的恐惧而又莫名的景仰与崇拜。
但在中国，哲学及其所谓的哲学家们全不是这样。他们来自土地，爱慕自然，文字里总散发着平易的土地的芳香。他们并非以体系博大、思虑精纯见胜，却多是文笔流畅，引人入胜；他们也许并不文采斐然，却总是思路清晰，文字干净，语气坚定，言之有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按照中国的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要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要多得多。”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哲学背景下，正是由“业余”的哲学家，生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读他们的生平及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总有两个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象不断在我脑中显现，一个是久悬于古刹之中的“钟”，一个是在古战场上不断擂动的“鼓”。这两个意象不断地分崩离析又不断地交织重叠，苍凉高古而又颇具深味。
鼓是入世的，战斗的，属于阳光底下的世界。杰出代表便是儒家学派，虽冠之以“儒”字，却无半点读书人的清高与自傲，反是最关心民众，最具战斗精神。他们常为了实现理想而奔走呼号，但现实多让他们碰壁，乃至撞得头破血流，但他们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自我理想的执着追求，总好像不会衰减，反是“艰危气益增”，更为炽热。很像鼓的执拗与顽强，要么击醒你们，要么把鼓皮捶破。
钟是出世的，静谧的，是月光底下的世界。道家把这种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会迷茫，会失落，历史也会；人会疯，会精神错乱，历史也会。但正是有钟，在所有人于昏睡时坚持守看我们心灵的月亮，才使这月亮在我们迷茫的时候，未曾失落。
儒家是鼓，“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是钟，“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鼓的振动愈近愈切，钟的响声愈远愈清。出世与入世似乎是相对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对的。“然而中国哲学的使命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
很多时候，中国的哲人都不单纯只是鼓或只是钟，就像人不能一直呐喊或一直静默。静默是因为痛苦，呐喊是因为清醒。静默和呐喊是默契的，呐喊之后的失落重归于静默，静默之后的爆發起于呐喊，如同一个人自然至极的两个过程。而中国的哲人也是这样，一手抚钟，一手抡起鼓槌；一面追求着内心的恬淡，看破红尘，一面却又振臂高呼，期待云集响应。
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实却正相辅相成，使中国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使泱泱大国的本土文化在数次看似灭顶的文化灾难中以惊人的包容幸存，并生机勃勃地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没有鸿篇巨制，就如中国的“钟”“鼓”同西方交响乐的较量，非但不显单薄，却是更显其精深玄妙。它们连音调都一概省去，只留下一下一下打击的节奏，但人们就是从这样一下一下的打击中读出了暗示，读出了悠远，接着生发出许多无法言明的沉稳而缓慢的感动。
中国的哲学家往往是那个时代最清醒、最卓越因而眼光也最犀利的人。他们身上充满了历史意识，就如他们的另一种空气。但同时，他们也是“早熟”的，心智的早熟让他们极力想用最干净精练、“最不明晰”的语言给予最大容量的暗示。中国的哲学妙就妙在暗示，引发人去领悟，从而挣脱单纯语言的束缚。语言的事还是交给那些“文人雅士”去做吧。故而余光中提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由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其中没有一个被后人称作哲学家。因为当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的时候，“自我意识便开始抬头”。故而郭象原是想给《庄子》的骨架以血肉，却不料是给振翅的巨鹏以累赘了。
钟和鼓不是这样，它们是纯粹的，却又是无比丰富的。很多时候，中国的哲学家都可以被称作诗人。他们从各种繁杂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纯粹的本质，并加以提炼与深化，却又没有直接告诉读者这个他们看到的本质，而是又放回了他们的生活与言论中，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和体会。这样，也构成最简明也最多义化的意境。是的，中国的哲学是意境的哲学。没有其他乐器的和声，甚至失去音调的修饰，钟鼓的哲学依然是极为丰富而美妙的，并在同时变得十分自然与朴素。就像一个人兴冲冲地拉你去战场听鼓，拉你去深林听钟。他对你眨巴眨巴眼睛，耳朵朝着声音的方向，脸上露出十分适意而自得的微笑。你也便跟着听，听那一下一下的声音震动你的耳膜，然后你也十分适意而自得地微笑。
这便是中国哲学的风格。它们往往从一点生发出一个面，却又适可而止，而不面面俱到。它去感知神圣而崇高的存在，并对自己无法感知的保持沉默，心存敬畏。（这篇文章看得作文君荡气回肠，版面所限，本文乃节选，心仪的读者请移步“意林作文”（zuowensucai）微信公众号发“读冯友兰”阅读全文。）
意林·作文素材 2014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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