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大诗人雪莱曾经如此写过伦敦:“地狱如是个城市,它就是伦敦,人群拥挤,也多黑霾。”
以前的伦敦,脏乱而多雾,但并不是正常的雾气,而是烧煤所造成的灰黑大雾。这种情况在维多利亚女王时达到极致。1900年,伦敦人口660万,为世界第一大城,由于家家户户燃煤,有100万根烟囱,百十万个烧煤的蒸汽引擎。由于燃煤过度,大多数时候黑乌乌的一片,到了冬天,煤灰就凝聚成灰黑的大雾。1905年伦敦的名医德佛首次用“雾都”这个名字称呼伦敦。
伦敦的雾有很多故事:1879年到1880年的那个冬天,由于大雾,死了3000人;而打破历史纪录的乃是1952年12月4日到10日那一个星期的大雾,死亡人数估计高达4000。雾是不能杀人,而是形成灰雾的空气污染物,它能诱发人的呼吸及心血管猝死疾病。
一个星期的大雾居然可以夺走4000条人命,它震动了全英国,于是才有了英国1956年的 《空气清洁法案》,严格制止燃煤,改烧瓦斯。到了1972年,伦敦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整整少了90%。由于“雾都”这个称号已不再有可怕的死亡意涵,今天的人再说起伦敦是雾都,就反而多了诗情画意的联想。
前几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历史教授麦克尼尔出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太阳底下有新事:20世纪环境史》,该书主要是从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破坏了自然环境,然后又开始转型,克服危机,从人与自然的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的角度,叙述人类最大的那部历史。书中除了提到伦敦的治理外,还提到日本战后由一个污染大国转型为一个低污染的例证。战后日本在经济奇迹的阶段,污染也极严重,但日本政府及产业界却能密切合作,例如提高能源效率,1983年日本矿业和制造业所使用的能源只有1973年的1/3;日本的汽车业1978年推出新车型,它所排放的废气只有1968年车型的10%。这些例子都显示了,在不影响成长及生活品质的前提下,是可以通过研发和创新来减少污染的。
而现在,中国显然已到了应该环境转型的时候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贫穷的社会特征是脏乱,但不是污染;而中国开放后成了新兴的发展大国,这时候它的特征就像以前的利物浦和伦敦一样,污染开始严重,各种施工等破坏所造成的扬尘,燃煤所造成的煤尘,工厂所排放的废气,尤其是汽车暴增后的扬尘和排气。这种空气污染有大量的悬浮颗粒,它是光雾、酸雨等的主要来源。2013年到2014年的这个冬天,中国各大城市雾霾严重,空气品质恶化,它绝非只是短期的季节性现象,而是长期的社会结构所致。中国已到了必须环境转型的时候。
近代环境学先驱弗兰克·艾格勒早已指出,环境问题有90%是社会及政治问题,只有10%才是生态问题。这意味着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创造一个“对环境友善”的国家乃是国家领导者的重大责任。诸如工业的管理、废气的取缔、城市车辆的限制、环境科技的研发,都是防止雾霾扩大的基本方向。早年我有一次应日本外交智库霞山会的邀请访问了东京。友人说东京一度空气极为恶劣,街上都有投币式氧气贩卖机,如呼吸困难即可应急,我们可不要变成如此!endprint
意林·作文素材 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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