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春南

　　胡兰成不但是一位文化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喜爱《今生今世》的人，未必读过他的其他著作。胡兰成并非汪精卫卖国集团的一般追随者，而是自觉的、顽固的追随者。中国人是最重民族气节的。其人有才，气节也好，人们才会敬重他。其人有才，气节不行，不但不为人们所重，还为人们所不齿。中国人再开放，接受外来的思想文化再多，这个传统也不会丢掉。
　　胡兰成是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抗战胜利后隐姓埋名，从国人的视线内暂时消失。1950年由香港偷渡日本，亡命海外。胡兰成重新成为热门人物，是靠了他的“才子散文”，靠了《今生今世》一书。有人说，跟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余秋雨相比，胡兰成的“才子散文”“堪称翘楚”。笔者以为，胡兰成诚然是散文高手，但一本《今生今世》，概括不了胡兰成；一个“才”字，涵盖不了胡兰成。
　　一本吸引人的散文《今生今世》一书以胡兰成的情感经历为主线，从其儿时写到亡命日本，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书中写了他跟多名女子的情爱故事，围绕这些故事，描写了湖光山色、风情民俗、世态人情，等等。
　　胡兰成本是才子型的散文作家。他出生于浙江嵊县（现嵊州）胡村一个贫寒农家，12岁过继给一位姓俞的财主。靠了义父，完成了中学学业。21岁到北京燕京大学，在副校长室抄写文书，每日两小时，“余外就偶或去旁听”。如是一年。步入社会后，当过多年教师，做过新闻工作，从过政。其人学历不高，但异常聪明，很有学问。从《今生今世》一书看，他精通《庄子》；熟谙佛学，尤其是禅学；对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颇有研究；对古诗文，可说烂熟于胸；对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他较为熟悉；京剧和一些地方戏的很多剧目的大段唱词、念白，他背得出来。而且，书本上的知识化得开，能够很娴熟、很自然地融进文章中，不会给人以“掉书袋”、食而不化的感觉。
　　胡兰成深受禅学影响，认为平常事物也有一种禅的境界。他在《今生今世》
　　中，时不时谈到寻常事物中的禅意。他写道：“但秋天到底晴天多，秋霖过了，残暑已退，太阳就另是一番意思。乡下人忙于收成，畈上稻桶里打稻，一记一记非常稳实，弘一法师说最好听的声音是木鱼，稻桶的声音便也有这样的安定。”“人世因是这样的安定的，故特别觉得秋天的斜阳流水与畈上蝉声有一种远意，那蝉声就像道路漫漫，行人只管骎骎去不已，但不是出门人的伤情，而是闺中人的愁念，想着他此刻在路上，长亭短亭，渐去渐远渐无信……”稻桶的声音和蝉声，他人听来，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味，但胡兰成能听出深意，有自己独特的感悟。他在书中发抒的对习见习闻的事物的这类感悟，令读之者良久有回味。
　　《今生今世》的文风独具一格。余光中说：“《今生今世》……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气力，‘清嘉’而又‘婉媚’。”我则想用“清幽”二字来形容《今生今世》的文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
　　候，不由得想起了元末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的绘画，笔墨简淡，而意蕴静深。
　　总的来说，胡兰成的文字是很讲究的，不知为什么，《今生今世》夹杂了太多的浙江的方言土语，给读者带来了不便。
　　如书中有一段说：“母亲教我做人的道理，只是说‘小人要端正听话，要有规矩怕惧’，此外无非叱骂，如不可手脚逆簇，不可问东问西，不可要这要那，见人家吃食，不可站在旁边伺望，小人不可败大人手脚，不可拣食吃，不可没有寸当，这也不可，那也不可，像佛门戒定慧，先要从戒字起。”短短一段话，用了“逆簇”、“败大人手脚”、“寸当”等方言，我这个苏南人只能知道其大概意思，确切含义就说不清楚了。
　　此书最后一节用了较多的篇幅叙写吴四宝及其妻子佘爱珍，把这两个汉奸描述成侠义之人，不能不说是一个瑕疵。
　　胡兰成从香港去日本时，佘爱珍接济过有200元港币，后来又与其结为夫妇，且关系融洽。他和吴四宝、佘爱珍都曾经是汪精卫叛国集团一条船上的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他在书中说了吴四宝、
　　佘爱珍很多好话，
　　反映了他
　　的思想感情。
　　一个既多情又薄情的人我们在读一个人的著作的时候，不可能不联想到他的为人。胡兰成自己就说过：“真的好文章，必是他的人比他的文章更好，而若他的人不及他的文章，那文章虽看似很好，其实并不曾直见性命，何尝是真的格物致知。”这样看来，胡兰成是同意将他的著作和人品一起评论的。
　　透过《今生今世》所记录的胡兰成的情感历程，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多情、又薄情的男人。
　　胡兰成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几乎每到一处，就要“结婚”一次。他向女人求爱主动、大胆，甚至出格。而他总能赢得女人的芳心。
　　跟胡兰成正式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女子，据《今生今世》记述有：玉凤、全慧文、应小姐、张爱玲、周训德、范秀美、佘爱珍。此外还有情人日本房东一枝等。他对女人是一见钟情，得手后很快移情别恋。
　　他跟原配夫人玉凤共同生活了7年。
　　玉凤因肺病去世后，他掉了很多眼泪，显得很悲伤，并说“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
　　但玉凤在世时，他“在杭州是曾经恋爱过一个女子”，即同学于君的妹妹于四小姐。
　　他与张爱玲婚后情爱甚笃。曾说平生只感激三个半人，其中一个是张爱玲：“我是生平不拜人为师，要我点香也只点
　　三炷半香。一炷香想念爱玲，是她开了我的聪明。……”但并没有与张爱玲白首偕老的打算。结婚时，他已想到有朝一日会因“时局变动”而与张爱玲分手。他写道：
　　“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
　　愿“现世安稳”的胡兰成，一点也不安分。就在跟张爱玲结婚不久，他在武汉与护士周训德确定了夫妻名分。
　　抗战胜利后，他改名张嘉仪，在浙江温州、金华、诸暨一带东躲西藏，得到了一位姓斯的同学父亲的姨太太范秀美的帮助，并与她结为夫妻。他承认：“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
　　他去日本后，很快将周训德、范秀美丢到脑后，先跟有夫之妇房东一枝以情人关系处了3年。后与吴四宝之妻佘爱珍结婚。他向佘爱珍求婚的方式非常奇特，他写道：“我向吴太太叹了一气，说道：‘火车经过铁桥，我望着河水，当下竟起了自杀之意。’男人追求女人说要自杀，最是可厌可笑，我自己明明觉得在装腔，如今提起，浑身汗毛管还要竖起。”他与佘爱珍结婚后，又跟前妻应小姐频频往来。
　　胡兰成对女性见一个爱一个，奉行“泛爱主义”。他的一位前妻的嫂子曾经
　　以玩笑的方式批评过他这种恋爱观。他在《今生今世》中写道：“以前慧文的嫂嫂说阿哥于女人是‘好歹不论，只怕没份’，她这话大约也是笑我。我是陋巷陋室亦可以安住下来，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
　　连胡兰成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无情的人”，轻易就能将自己爱过的人忘掉：“我一生就是对好人叛逆，对应（小姐），对爱玲。可是我也不悔。”“我生来是个叛逆之人。而且我总是对于好人好东西叛逆。”对这种“叛逆”，他从不汗颜；不但如此，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说是只要“相知”，则分手不分手都是一样的。
　　他说：“我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则可如新，虽仳离诀绝了的两人亦彼此相敬重，爱惜之心不改。”“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诀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她如花开水流两无情……”他娶了佘爱珍，把张爱玲、周训德、范秀美、一枝统统都忘掉了，还理直气壮。
　　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胡兰成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喜爱《今生今世》的人，未必读过他的其他著作。称扬他的人对他未必真正了解。
　　胡兰成不但是一位文化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写的书比较多，除了近期已经重印的《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外，他还撰有《中国问题与日本问题》、《中国人的声
　　音》、《战难和亦不易》、《山河岁月》、《文明的传说》、《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等等。目前在市面上流通，并被热抄的书，仅是其著作的小部分。他的大部分著作，最能代表他的政治观点、立场、人格、气节的著作，现在没有重印，在书店里是看不到的。仅凭市面上流通的两三种胡兰成的著作，就断言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超过周作人、张爱玲等，或许失之片面，缺乏依据。
　　如果胡兰成仅仅是一位文化人，那么，对他的著作和他这个人的评论就简单得多。问题是，胡兰成首先是一位政治人物，其次才是一位文化人。谈论胡兰成，不能撇开其政治上的表现，仅谈文化方面的作为。给胡兰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也不能就文化论文化。
　　胡兰成作为现代史上一位经历复杂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其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这一时期撰写和出版的书，能够反映他在决定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历史关头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表现，也就是说，能够反映其大节。
　　下面，笔者想就胡兰成的《战难和亦不易》一书作些介绍和分析。
　　此书出版于1940年，收入105篇政论文，是胡兰成的政论集和代表作。书前有汪兆铭的序言，撰写于1940年1月9日，离他发表叛国投敌的“艳电”，仅一年零几天。汪序写道：“胡兰成同志于艳电以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汪序对胡氏此书的内容、性质和“独到之点”说得非常清楚：书中所收论
　　文，是为响应“艳电”而作；这些文章具有独创性，“言人所未尝言”。汪精卫最为欣赏的是，胡兰成对“如何争取主动的和”
　　所作的论述。
　　汪精卫的“艳电”1938年12月31日刊载于香港各报，但是除《南华日报》外，均“一致猛烈抨击”。当日中午，被称作“汪机关报”的《南华日报》社，“门前围着
　　数百人，叫骂汉奸”。翌日，即1939年元旦下午，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临时联席会，全体举手通过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当全国各界人士一致声讨汪精卫时，胡兰成却“抗议”国民党中执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战难和亦不易》一书中，打头一篇文章，题为《我们的郑重声明》，撰于1939年1月3日。这是胡兰成为《南华日报》
　　写的一篇社评。文章开头就亮出观点：抗议国民党中常会（应为中执会，下同）关于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他指责国民党中常会“破坏党章”。并为汪精卫辩护说，汪的“艳电”不过是“建议”而已；他的“建议”完全“合法”。
　　对胡兰成的这些说法，可以用1939年元旦《大公报》社评《汪兆铭违法乱纪案》的两段话来回答。该社评写道：汪兆铭“对党对政府均有绝对的发言权，有这样重大主张何以不在重庆建议，而竟以诡秘出走的方式到香港公开宣扬，淆乱国策，动摇视听，违法乱纪，莫此为甚”。
　　“近卫声明，分明是独霸远东‘奴隶’中国
　　的总说明……兹读汪氏艳电，竟把近卫声明粉饰得冠冕堂皇，不啻以中国人的手笔，替日本人写招降文”。
　　这篇“声明”清楚表明，在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胡兰成是积极、主动追随汪精卫的。
　　《当前的选择》一文，提出了“求和三策”：“始以主动的战，终以主动的和，大获胜果，是为上策。不能主动的战，犹能主动的和，较少吃亏，是为中策。始以被动的战，终以被动的和，屈辱的程度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下策。”他说，和要主动，不能被动。“被动的和”是下策，上策和中策是“主动的和”。
　　《和平运动的把握》一文，散布抗战必亡，和才能救国的论调。胡兰成在文中写道：“中国人目前最担心的是亡国，因为抗战不能救亡，所以要和平。”又说，战则中日两伤，和则中日两利。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沙俄压迫土耳其，土耳其也不忍让，结果“弄到两国抓住各人的辫子一同跌入世界大战的漩涡”。胡兰成要中国人民吸取这个“教训”，放弃抗战，委曲求全，以免中日两国互相抓住对方的辫子一同跌入深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直到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投降在即时，胡兰成仍坚持认为，日本不会失败。甚至公开宣扬，希望日本战胜。1945年由胡兰成任社长的大楚报社出版了他的《中国人的声音》一书。书中收有31篇政论文章，写于1945年1月中旬至3月初。书名中之“中国人”，其实就是胡兰成自己。书中有一篇题为《日美战胜对于中国》，写于1945年2月21日。文中宣扬：“日本战胜比美国
　　战胜好。日本倘使战胜……她将不能不让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当时离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这样讲、这样写的人，已经很少了。就连周佛海也不会说“日本战胜”这样自欺欺人的话。他在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日本“胜利”后会让中国“解放”，只是胡兰成的自说自话。
　　可见，胡兰成并非汪精卫卖国集团的一般的追随者，而是自觉的、顽固的追随者。
　　《战难和亦不易》和《中国人的声音》
　　的作者胡兰成，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知？中国人是最重民族气节的。其人有才，气节也好，人们才会敬重他。其人有才，气节不行，不但不为人们所重，还为人们所不齿。中国人再开放，接受外来的思想文化再多，这个传统也不会丢掉。
　　胡兰成固然有才气，文笔也很好，但我一想到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集团的一段历史，对他这个人，便怎么也喜爱不起来。

    《人民论坛》 (2004年 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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