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给“人之性”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人不仅是人，而且是物，是生物，是动物。所以是一般物，一般生物，一般动物，所同存之性，人亦有之。”《现代汉语词典》里“人性”的定义是这样下的：“人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人性”与“人之性”的区别在哪里呢？简单地说，人性是在社会、历史、文化规范下的“人之性”，或者说人性是社会化的人性，不是自然态的。
　　
　　人的本性是抽象化隐性的东西。这样正好与人性的延展性相吻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人性标准、内涵。人性与道德是相容同在的，这也是人性具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原因所在。
　　
　　无论哪一个民族，在历史雕刻打磨历练下，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道德准则（主要是宗教式的道德），都对自己民族的人性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要求。举个极端的例子，日本人在二战中，军官是宁死不降；而美国人就不同，他们可以选择光荣的投降。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受东方文化影响，美国受的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这也可以印证一个事实：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错也没有绝对的对。哲学家说过：“存在即是合理。”
　　
　　人性善恶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比如，甲大于乙，乙大于丙，则甲大于丙等等，从来没有人对这些公理提出过有力的挑战，因此这一类推论是不容质疑的，说明这就不是一种价值判断。承认美丑是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这才出现了美学。同样，出现人性论，说明人们承认了善恶也是有一顶的标准。大家都认可：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么要找出一条善恶的规则适用于一切人是不可能的。
　　
　　不要杀人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但对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死刑，虽然也是杀人，却未必不合于善。从中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人性品评判断——如果行为后果符合大家的需要，就是善的好的；如果行为后果让大家厌恶，就是恶行。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单一、表面化的价值判断，其中必然有不妥当的地方，有问题是自然的。比如，一个小偷偷走了一个旅客的机票，使旅客误了飞机，事后飞机失事坠毁，死亡人数中减少了一人。这应该说是盗窃产生的好结果，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小偷偷东西是好事情。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海明教授是这样界定“人性”的——“人性是一切人具有的属性，是一切人共同地、普遍地具有的属性；而仅仅为一些人所具有的特殊性，则不是人性。”“怜悯心是一切人共同具有的东西，是一切人的一种共同性。普遍性，所以怜悯心是一种人性。反之，杀人越货之心。敲诈勒索之心等等，不是一切人都具有的共同性。普遍性，而仅仅是一些人具有的特殊性，因而不是人性。”王教授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扭曲了的人性，就是变了质的人性，变成其它东西了；真正能够体现人类道德修美的才能称为人性。我和他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他的说法自相抵触诋毁。举个例来说，张三李四王五杀了人，成了杀人犯，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没有怜悯心的人；若是没有怜悯心，又可以断定他不是人，因为王教授说过——“怜悯心是一切人共同具有的。”我们周遭常常会听到这个人骂那个人：“没有人性的东西，没有良心的东西。”这也说明了人性并不等同于道德。
　　
　　人性具有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它内涵意义的复杂性。举个例子，就像中国古代出现的“性论”之争（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现当代作家周树人（鲁迅的弟弟）也成为世人争论不息的名人。先看看人们是怎样评价他的——“他对他过去的行为（周作人在日本占领北京期间，担任汪伪政府的要职）始终保持沉默。不管这种沉默是否包含了对自我历史的忏悔，周作人都是可悲的。因为，在国难当头丧失了民族气节已属可悲，而事后又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则无异于加深了自身的耻辱。”周作人背上了“汉奸文人”的罪名的原因很明朗：他的民族情感淡漠，又热爱日本文化，这有损我大中华人民的威严。他执着地对日本文化的追求，最后上了小日本的贼船。只是有一点我们得承认，他的人性高仰使他不愿向政治低头，他没有妥协，这自然难以与几亿的中国人民的惊诧和解。在那种战乱年代，我们真正的爱国者有几个，又有多少人挂着爱国的旗号，能够一边骂周作人“没有人性，猪狗不如”，一边冲上杀场和小日本决一死战呢！不同大众的人性取向。人格理解和选择使他最后只能在“屋檐下品尝苦茶”，或许这不是放弃，不是回避，而是一种万般无奈。他纵有高绝千秋的理想，也经不住末世残阳的半分撞击。历史不容他，时代不容他，但有些东西我们不能抹杀。
　　
　　日本人比周作人更有人性，因为日本人爱国，爱到可以剖腹效忠天皇，爱到制造使历史震颤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下了那灭绝人性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血腥一页，现在翻阅依然让后人心惊胆寒的弥天罪行。那些日本兵强暴无数的妇孺，残暴致极，虎豹之行，谁能说这些野狗初恋时不会面红心跳呢！我们把新仇旧恨留给了一些给这个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巨人头上，未免有些过激。
　　
　　那些日本兵，他们恨中国人吗？我想不是，是他们爱日本，敬天皇，爱中国地大物博，爱当时中国政府衰弱，爱那些不作抵抗的中国人。他们恐怖的大和魂，使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热血杀手，冷面屠夫。要站在哪个角度我们才会认为他们制造了强大的背谬？——找不出来。他们的民族精神，当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时，爱国显得那么卑鄙，那么残忍，那么血腥。这种双面人性，充分显现出其自私而恐怖的一面，和狂热忠诚而虔诚的另一面。
　　
　　战争多是由于干涉别人自由而引发的，尤其是21世纪以前，有些国家为争夺资源，奴役他国人民，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流血牺牲。还有比这更为荒唐的事，使整个社会都疼痛万分的事，就是我们的“文革”，它最本质的地方就在于是人斗人，寻找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理由，和别人过不去。有些心理不正常的人把斗人民看成其乐无穷，目的就是从斗翻人的过程中寻找到快乐，享受胜利的喜悦。他们将这种可悲可笑的快乐建立到让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革命外衣掩盖的专制淫威下，被彻底解除了理性的武装。
　　
　　“将使红色政权改变颜色，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这样乖舛荒谬的恐怖政策不知错杀了多少时代精英，他们盲目地行使他们的特权，最后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人倒是整倒了好多。这其实从某一层面来说，比日本琴衄中国更为可怕，日本是屠杀其他民族，而“文革”中是我们自己人在杀自己的人民，日本人是有图谋地夺取我们博大的资源，而“文革”仅仅是因为某些人的嫉妒心理引发的（正如茅以轼先生所说：“这类事情不是神经不正常的人就是缺乏文化的人做出来的”），并且他们没有捞着任何好处，反倒是伤了国力。
　　
　　人性必须服从于道德，就像工人要服从产品质量一样，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生产出越来越理性的人来。如果人性的天平倾斜了，正义不能朗照图谋施恧之处，坦诚者将失败，人性水平日趋恶化的相互影响就会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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