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不认得人了。在床上孱弱得像被蹂躏得不成型的棉絮。枯槁的身体，深深的陷入了棉被里，露出一双浑浊的半睁半闭的眼睛。外婆握着他干瘪的手问到：“你还认得到我是哪个不？”他也不答。眼神涣散着，像是阴雨绵绵的天空。灰不灰，白不白。或者是一坛古老的井水，不透不亮。
几天后，他就走了。
他是唐家沱老家大姑婆的二儿子。论辈分，是我的表舅。唐家沱老家住着大姑婆、大公公夫妻俩以及他们的子女。大女儿早年通过考学，到城里公社的医务所当了医生，已经不住在唐家沱了，其余的三子妹跟着大姑婆住在唐家沱老宅里。
老宅是黑瓦顶的土墙房子。单层，“锄头”型。墙体已经开裂，纵横的裂缝匍匐在墙面上，像是密瓜表皮上的网纹。大门处有老宅子特有的高门槛，到膝盖的高度，可以当凳子。宅子前是一块院坝，不大不小，与房子一样的长度，每次去，院坝都是干干净净的。
很早的时候，大姑婆因为中风瘫痪在床，从此，每年春节我们这一支系的人都会去唐家沱看望大姑婆。大姑婆和大公公属于近亲结婚，生了四个小孩，老大先天不足，常年病恹恹的，但好歹是走出了农村；老二先天患有眼疾，小时候没有医治，成年后已致半盲；小女儿是哑巴，唯有小儿子身体健全。每年都是由大女儿带我们这支系一起去唐家沱拜年。在重庆有句俗语，如果你要形容某处排队很厉害，我们会说“排队已经排到了唐家沱。”意思就是很远。小时候要从南岸区的家里去趟唐家沱得好好的架个势。最早的时候是走路到海棠溪的码头，坐过江摆渡，接着走路到朝天门码头坐轮船，最后再走路。自我记事起，陆路慢慢的发达，但还是需要不断的倒车，从天不亮持续到中午，到了唐家沱也是午饭时候了。
对于唐家沱的一家来说，我们的到来是件大事，每年都会精心准备。接到我们要去探望的消息，当天天不亮就得去集市采购，瓜果点心，酒水饮料。食材可以自给自足，石磨子推的豆花，鱼塘里的鲜鱼，灶台上熏燎的腊肉，菜田里的时蔬。十月份去唐家沱，还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柑橘。唐家沱地区盛产柑橘，十月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橘黄的光，云里雾里的橙，这也是惹得我们爱去唐家沱的原因。农村的人很质朴，对于客人的到来是充满了欢喜的。他们会拿出在集市上买到的最好的瓜果点心，塞给你，看着你吃，然后笑盈盈的感到满足。吃过午饭，天气好的情况下，大人们会在院坝里打麻将，孩子们则在稀里哗啦的洗牌声音中肆意撒野。整个下午，小院里都是热闹着的。
对于这些热闹，躺在床上的大姑婆是无法感受。她的屋子很黑，一张雕花的老床，里里外外好几层，米浆色的帐幔半开半掩着，里面睡着那位和我外公奇像的老人。午饭的时候，大家在堂屋热闹的吃喝，大公公则用小碗挑拣了菜食到里屋喂大姑婆吃。大姑婆这辈子最惦念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表哥同时也是丈夫的大公公，另一个就是她的亲弟弟我的外公。每次过去，大家乌泱泱的围在她的床头关心、看望，而大姑婆滴溜溜的转着眼珠子观察所有的人，然后低沉沉的，发着旧木门的嘶哑声问到：“舅爷怎么又没来？”那几年，外公的身体很糟糕，严重的支气管炎，让他无法长途跋涉。1999年底，外公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过世了，从外公生病到离世，整整有十年的时间，这对亲姐弟都没有再见上一面。每年我们去唐家沱，大姑婆第一句还是要问候外公：“舅爷怎么又没来，舅爷可以走动的怎么也不来？”外公去世后，大姑婆的身体也每况月下，家里人害怕外公去世的消息会让她的病情严重，于是都瞒着她。直到大姑婆去世的当晚，所有人守在她的床前。我们用枕头把她支棱起来，半卧半躺的靠在床头，她的眼睛也是迷雾的状态，她的儿女们喊着她，她只是微微的摆动着头，像是风吹拂过池塘里的微弱涟漪。此刻，大姑婆已经不认得人了。最后的时刻，大女儿在她的耳边说道：“妈妈呀，舅爷都已经走了。”一瞬间，大姑婆的眼角掉下了一颗豆大的泪珠。
大姑婆走后没几年，大公公也去世了。两位老人离世后，我们这一支系去唐家沱的机会也就少了。
最后一次集体去唐家沱，是很多年后小女儿的60岁寿宴。那个时候，唐家沱被政府征收，修建成了工业园，唐家沱的家人都搬进了安置房。二儿子因为眼睛的残疾终生未娶，加上身体原因，在他们四子妹的商量下，二儿子跟着小儿子一家生活。小女儿虽然是哑巴，好歹嫁了人，生了个女儿，组建了家庭，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这次寿宴就是她女儿操办的。
现在去唐家沱便利了很多，架了桥，打了隧道，修了快速路，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一路上外婆很是感慨：“从前去趟唐家沱那样的艰难，如果当年也像现在一样的方便，那他们两姐弟也不会到死都没有见上一面。”
汽车行驶在马路上，转眼就到了唐家沱境内。以前茫茫山野的柑橘树都没有了，成了一爿爿的厂房，整齐的厂房列阵般的伫立在唐家沱的土地上，翻天覆地，让家人惊叹。曾经的码头，曾经的车站，曾经的山路，曾经的老宅，他们在哪个方位，这里是哪儿，那里是哪儿，家人们热烈的在讨论。一切都不同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可能就只有头顶的那片天空。
寿宴办在唐家沱新建的城里，一家小炒馆。就是寻常常见的街边小炒馆，二三十个平米，略有点装潢，大门是玻璃的推拉门，茶色的玻璃上铺满了灰尘，塑料纸贴出来的招牌写着“家常菜”“豆花”“烧白”“红烧牛肉”。这哪里像是宴请宾客的餐馆。家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外婆压低声音说：“随他去吧，他们本来就困难。”“她现在也得了病，她的女儿、女婿说是也查出来有病，也是造了孽。这一家人该怎么办哟。”外婆喃喃的说道。
小女儿见到我们时很开心，咿咿呀呀的叫着。今天她女儿特地给她置了一套新衣服，红色的呢外套，秀面儿的绒布鞋，不再是老式的蓝布中山装了，发型还是不变的“刘胡兰头”，到耳后根，皑皑的白了一大片。小女儿拉着我外婆的手，蹦蹦跳跳，像个孩子。外婆指着我们，凑近她耳边扯着嗓门问到：“你还认得这些人不？”小女儿喉咙里发着拉二胡一样的声音，拼命点头。
二儿子也在小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寿宴。小儿子现在属于春风得意的阶段，亲戚们都说是熬出了头。征地得了赔偿款，连同他二哥的钱，好大一笔。他的女儿也嫁得好，夫家是周围有名的大户。现在又有了外孙，每天就打打牌，逗逗孙。小儿子和他的老婆穿得格外的考究，一溜水滑的毛领皮夹克，夹着香烟，左顾右盼与亲朋好友寒暄问候，俨然是发迹了的大老板。他老婆烫了个泡面头，染成了板栗的黄色，弯弯曲曲的蓬松黄发洋洋洒洒的随着步伐骄傲的律动。两口子变成城里人了，亲戚们调侃道。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们从前干农活晒黑的脸，黑黢黢的脸，像酱油里煮过似的。
二儿子和他弟弟相比，显然寒酸了许多。还是多年前的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那些旧的白仿佛是黑板上没擦干净的粉笔渍。与他弟弟相比，又拘谨了许多，只是僵硬的笑。他那只失了明的眼睛现在已经空洞，像是庙里还未来得及点睛的石像。头发鸡窝一样的顶着，黑不黑白不白，如同睡崩了的棕榈垫子。瘦了很多，虽然从前他也瘦，但现在的瘦更像是闹了饥荒。
“老二和我说过的，过得不好。”宴席上，大女儿同外婆诉起苦来，“钱都被老幺捏着，老房子拆迁的钱也在他那里，我自然是不要的，但是你看哑巴幺妹一家，这么的困难，应该分一份给她的。我去谈过，他一句棒子话就回了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舅娘，你说气人不。”大女儿是有文化的，在镇里当了一辈子的医生，即便说到气头上，还是保持着该有的涵养和端庄。“老二跟着他，也没捞着好。开始的时候说得好，二哥跟着我你们放心，有他吃有他穿。你看看，现在瘦得跟什么一样，穿得像个捡渣滓的。”大女儿无奈的捶胸。这场宴会就在这半带喜庆半带尴尬的氛围中落幕了。
几年后，哑巴去世，接着是她那只有30多岁的女儿，然后是女婿。现在，她家里就只有她的老伴和孙女相依为命。
今年，老二也去世了。我们这一支系的人在外婆的带领下去参加葬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整个灵堂显得特别简陋。“毕竟没有自己的后人，谁会尽心尽力的给他操办后事呢？”来吊唁的宾客说着不一样的看法。
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小儿子的女儿一家匆匆赶来。乍一见，我似乎都已经不认识了。小时候去唐家沱，大人们打麻将，小孩就由她带着。我们喊她玲玲姐，高挑的身材，和她父母一样的黑皮肤，说话细声细气。带着我们山里跑，河里淌，还去唐家沱废弃的土匪寨子里玩。现在，白皙的面庞，扎着卷曲的高马尾，一双过膝的麂皮长靴，配了款同色系的名牌包，像是杂质封面的时尚女郎。见到我们这一支系的人，玲玲姐很高兴，忙不迭的把她的老公与儿子介绍给我们。
外婆喟然，摸着玲玲姐儿子的头说道：“你看看，玲玲的儿子都这么大了。玲玲也长变了，要是在路上，我都要认不出来了。”玲玲姐儿子羞怯的缩到他妈妈身后，露出一只眼睛警惕的望着我们这群“陌生人”。
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没人晓，我想，与唐家沱的关系，终究像那片柑橘林，悄没声息的没了模样。回去的路上，汽车疾驰在城市的快速道路中，风呼呼的吹，联动着窗外的景色快速的往后退。我看见那个陌生的唐家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在视野里，那些鳞次栉比的剪影般的楼宇和厂房，逐渐的暗淡了模样，最终变成了遥远地方的黑点。那一刻，我明白，我们这两家族的关系，也终将在湮没在岁月的尽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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