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敬一丹获得央视主持人特别津贴的好消息，并不吃惊。

    她在电视圈里摸爬滚打了近20年，做过基层播音员、记者、主持人，接触过经济和新闻两大领域，担纲无数次直播重任，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关乎民生、悲悯弱者，深得观众厚爱。

    新闻频道新栏目《声音》更体现了敬一丹作为电视人的特质，“做一个记者所关注的和当政协委员所关注的经常是一致的。双重的身份、双重的眼光给了我更多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如果不是因为当了两届政协委员，我也不会有办《声音》栏目的念头。不管什么方式，其实都是表达民意。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这是我们想做的。”

    敬一丹的获奖感言是，“在CCTV长长的电视传播链条中，主持人只是其中的一环，就容易脸儿熟，容易被当作‘门脸儿’，容易被注目、被肯定。其实，链条上的哪一环，不是一样的呢？此刻，当这一环格外被激励的时候，我深知这其中的期望。”

    回忆这些年所经历的往事，敬一丹脸上所散发出的或兴奋、或沉醉的光芒无与伦比。




   
“面对面”的考验


    我一直以一个观众加同行的眼光来看《东方时空》，我对《东方时空》关注很久了，1993年5月1日，我很早就起床，那时早间的电视很寂寞，没有多少台在播节目，我就从什么台都没有开始等，东方晨曲一出来，我浑身一激灵。当时我对他们那帮人充满期待，新的节目会是什么样子？

    1996年《东方时空》开播1000期之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东方时空》的策划，“头儿说让你录一个《东方时空》的‘面对面’，你自己想一个话题吧。”我当时是《焦点访谈》的人，关注《东方时空》像关注邻居家的事一样，但我没想过掺和。

    “面对面”是《东方时空》微调后的新栏目，加入一些言论色彩，强化主持人的个性，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谈了一个环保的话题，有点试验性质也不是特别当真，状态挺放松的，录完后，策划看了我一眼，“再录一遍吧。”在这之前，我觉得这位策划年轻得像个学生，当我看到他满眼都是那种审视的目光时，我想，这人挺老道的，至少他很清醒，知道《东方时空》要什么。

    过了几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你开始来《东方时空》值班吧，到《东方时空》该我值班的那几天，我用的心思最多的就是“面对面”。提前一两周我想，我要产生7个话题，都要有感而发、自圆其说，没有提字器，在三分钟或者超过三分钟的千字文里，我要很完整地表达一个意思，这个意思要适合媒体，经得住人听，是一种考验，每天都像写作文一样。千字文由主持人执笔，智慧集中整个策划组的，最后换成主持人的话去讲述，主持人得到思维和表达上的锻炼。说事说明白挺容易，但说理说明白挺难。

    就在那时候，主持人形成共赢的局面，这或许和主持人本来的个性有关。白岩松喜欢谈文化、前沿话题，锋芒逼人，小水做国际话题如鱼得水，我表现得比较温和，情不自禁会谈到孩子、女性话题、弱势群体，也会情不自禁地去谈环境，解释不出为什么，可能这就叫情结。后来这种自发变成自觉了，几个主持人之间形成互补。

    那时主持人一旦有话说，是有空间的，这就是“面对面”。遇到重大体育赛事，我是体育盲，没有话说。我说小白你上，小白正是按捺不住，有话要说，我们临时换班，那时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主持人整体形象的形成就是在“面对面”。

    有时我也很怕“面对面”，真要产生思想观点，挺考验人的，有时我会久久想不出一个话题，那时候想没有“面对面”我们不是很轻松吗？而当真没有“面对面”时，我们感觉有话没地方说了。

   
实话实说《东方时空》





    7年的《东方时空》仿佛在一个坎上，好像有点有心无力，需要新的力量支撑，新的手段更新，才能保持几年前的年轻。

    那时候，我挺困惑的，我有点像《东方时空》或者《东方时空》有点像我，老气横秋的，我自己老气横秋，但我并不欣赏老气横秋。

    首先我很喜欢《实话实说》这种形式，我们三个（和水均益、白岩松）往那儿一坐，前面是观众，后面大屏幕是网友，我们就等着万箭穿心吧，能不能经得住，能不能有一种很真实的交流，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验。

    我坐在那儿，心里很不踏实，尤其不知道网友会说什么，那时距离网络很远，偶尔听说网友很不客气，节目做完了，我发现观众对《东方时空》真负责，真有感情才会说那些话，我听到那么到位细致的批评，如果早知道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比方说我尽了百分之百的力量吗？可能（十分中）只有七八分，面对那些明眼人，真是悔不当初呀。

    有一位观众说，敬大姐你要有一点缺点就好了，像崔永元那样，这是看得很透彻的一种评价，我理解的有点缺点含有很多内容，有点个性就好了，不是貌似完美，显示出更真实、更多面的就好了，她说敬大姐挺有道德感召力但缺少票房。

    后来辗转知道她是江西电视台的，叫周文飞，第一个念头是赶紧把她拖到咱们台当策划，《东方时空》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明眼的、看清楚的人。

    节目结束后，我跑到央视国际，把所有网友的发言都看了一遍，这是《东方时空》自我认识的一个契机。

    经过那次，我都不好意思出镜了，我拿什么奉献给观众？仍然拿老一套的节目？我自己都提不起神来，7周年，我有愧疚，如果我个人再没什么改变就难以向观众交待了。 穆然，谢谢你的笑


    那天小崔给我打一个电话，很着急地说，我们要做一期节目，主人公病危不能到演播室来，《实话实说》变成没有主嘉宾的节目，现在需要我们几个主持人把这期节目给盯下来。他说的话很简短，但有一种一定要去的力量。

    那一期节目真的体现了长期在《东方时空》工作的人的一种默契。比如说我们谈生命、谈死亡，更难做到的是不流泪地谈，我觉得是一种考验，尤其当我们面对的生命那么年轻。当穆然出现在大屏幕上，她年轻得让人心疼，怎么和她一起谈这么沉重的话题，又尽量不伤害她？最后我们知道，穆然对这些话题的承受能力超出我们想象。

    这期录完后我久久放不下，我们去医院看望她，我摸了她的手，现在依旧记得那种触觉，很凉，看起来像透明的一样，就像一朵花还在枯萎，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依然特别好看。

    后来我们参加了穆然的葬礼，音乐是《荆棘鸟》的主题歌，穆然带着一个短发假发，我问张妈妈，穆然喜欢长头发的，妈妈说，买假发的时候，默然说就买这个，便宜一些。

    从张穆然身上，我看到人对生命的理解和年龄无关，可能有的成年人活了几十年也没有这个十几岁的少女对生命理解得深刻。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穆然，谢谢你的笑》。我一想到穆然，眼里尽是她的笑容。提到死亡，人们常想到眼泪，想到黑色，可我一想到张穆然，哪怕她在病房上，看着她生命的枯萎，你依然感觉到生命很美好，穆然用那么年轻的生命启发了很多人，笑是她对生命的一种态度。

   
风吹过山岗





    在《东方时空》9周年特别节目里，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群孩子，走进大山，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故事。比如李永顺，我是在作文里认识他的——《妈妈寄来一件毛衣》，我很奇怪，山里的孩子都是和父母在一起的，尤其是贵州山区，我没想到这么深的山里他的父母全不在家，双双出去打工，男孩子一个人在家自己种地，自己做饭过日子。后来我想他身上带着这个时代的特色，倒退多少年没有一个人走出大山。

    在山里有没有风吹过，是不一样的。如果风吹过之后再也没有新鲜的东西进来，只变成孩子们的一种回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不好的影响。

    我走了之后，杨芳（山里的孩子）给我打过电话，她哭了，我没想到她把和外界的联系看得那么重。

    “阿姨，你走的那天，我赶到路上，但你们的车已经走了。”我问：“能再给我画一幅画吗？”在采访时我看到她画的熊猫是蓝的，竹子是蓝的，因为她只有一支蓝色的圆珠笔，彩笔才一块钱，杨芳没有，她的很多同学都没有。

    杨芳最喜欢上美术课，美术老师没有红粉笔，拿白粉笔在红墨水里泡一下画红花。这是我们看到的很小的细节，恰恰这个细节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杨芳因此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给她寄来的彩笔。

    后来她寄来一整幅画，绿色的竹子、粉色的蝴蝶、黄白相间的云，熊猫是绿黑相间的，为什么要把熊猫画成绿色？因为她终于有彩笔了，她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画成彩色的。

    李永顺（山里的孩子）也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正处于变声期的男孩子，“敬阿姨，我上中学了”，没有别的事，就是告诉我他上中学了。

    我觉得作为电视人，由于某种缘分和某个遥远的地方有某种牵挂，是挺幸福的事。

    …………

    …………

    我们所能记录的，仅仅是敬一丹和《东方时空》的几个片断，不同年，不同月，不同事，惟一相同的是一个电视人的人文情怀。敬一丹说她对年轮的更迭没有太大的感触，每一年怎么翻过年头，怎么渡过岁末，似乎都淡忘了，但一提起一件件与节目、与观众相关的流年往事，她便如数家珍。

    我们相信像上面这样的故事，敬一丹还有很多没来得及讲，还有许多正在或即将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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