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一个知青的悲剧

　　崔新亚下乡时和我在一个小队，还有两个是张和平、代大康。1970年招了很少的工，张和平由于家庭出身是贫民，所以他就先走了，被招到勉县农械厂。我们心里都有底，象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无论你怎么表现好，都别想进厂当工人。即使有招工名额也会被那些贫下中农还有什么大队长、支书等的子女占有。1971年的大招工国家政策明文规定要招知青，大队的人也就没办法了。我们大队11名同学都被招工，不久，就听说崔新亚的招工指标被人顶了。我们也不知什么原因。要说崔新亚，就因为他父亲解放前当了几年铁路警察，结果在文革中被斗，他也遭殃，自然也就成了黑五类，可他生性好斗，刚下乡时他农活一点都不会干，干什么不象什么。学生串连时他又到处爱跑，也干了些偷鸡摸狗的事。一次，他从外面回来很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天老子又搞了两条烟。”我们问他怎么搞的，他说是他和另外一个知青在公路上爬了一辆货车，从车上搞了几条烟就又跳下来了。他主要问题是不想干活，也干不好活。修铁路时他跑到食堂里拿了几个馒头，结果被人家当作小偷打了一顿。因为我们是同学，也得护着他才行，我们也常劝过他，可他总也听不进。招工时可能生产队给他写的鉴定不太好，所以指标也就被别人占用了。这时他父亲又死了，他母亲是小学教师，又多病也无法照顾他，他无家可归。他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到了1971年冬天，我们原先住的房子那个贫农不让他住了，赶他出来，他没办法只有在小队的稻草堆里过夜。白天也没什么活干，一天到处乱晃，才开始一些好心的农民给他饭吃，后来人家也不给他了。他就晚上偷地里的东西吃。过了不长时间，他到褒城找到了我，当时我家的厨房是自己搭的一个小棚子，白天也从不锁门，第一次他来我母亲给他盛了一碗饭，他二话没说就大口吃了，吃完了自己又去盛了一碗，吃完就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也没问家里有没有人，直接到厨房里自己盛饭，吃完又走了。我当时也挺同情他的，也没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到我工作的队上找到了我和他的同学，要我们给他找工作，我们当时哪有权利要招工名额呀，对他的处境，说实话我很同情，但又无能为力。过了几天他到我工作的队上找到了我和他的同学，我们给他了些粮票和钱，他走了。好长时间没见他来，大概是到了1972年的夏天，那天我回家看见一大伙人拥着一个人，那人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待到跟前一看，怎么是崔新亚，牌子上写着“投敌叛国分子崔新亚”后面跟着几个持枪的人员，在押着他游行。我一问才听说他要往苏联跑，结果被边境哨兵给抓住，送了回来。在那个年代里，像这样的人谁敢去接触呀!谁接触谁就是反革命，我只有默默地走开了。

　　1972年的12月的一天，大雪纷飞，我骑自行车从大街上回家。到褒河大桥东头时，看见一个人蜷缩着躺在路边，身上穿着一件漏着破棉絮的黑棉祅，腰间系了一根草绳，穿着一条破黑裤子，脚上没有鞋，脚又黑又裂着大口子，我到跟前一看竟然是崔新亚。我不忍看见这悲惨的一幕，飞快地逃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了。我思考着一个问题，一个人的道路还得自己去走，不管这个社会如何，要保持自己的节操才行，崔新亚落得如此下场，能怪这个社会吗？社会固然有责任，但这个责任谁去负呀!社会又是谁呀！我反复思考着，我觉得最终还是怪自己，每个的道路终归还是靠自己去走的。要靠自己的奋斗，首先要学好一门专业技术，作为立身之本才行。这也是我一生中一个坚定的信念。

　　二十七、成了工人阶级一员

　　1971年7月，我们还在修水渠时，就听说要招工了，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很快就宣布了名单，体检，政审，9月16号，我们就到工程队报道了。当时单位管理机构叫革命委员会。不叫队长，而叫革委会主任某某。刚到不久，革委会就搞抓“五·一六”分子，当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1968年清华大学有许多学生被分到宁夏青铜峡的水电三局，他们不是分工作，而是去劳动改造，其中就有蒯大富和他的许多同学，这蒯大富何许人也，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这蒯大富乃当年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岗山的头几，轰动全国的革命造反派组织，1968年工宣队要进驻清华大学，这蒯大富率领造反派把清华大门堵上阻止工宣队进校，最后工宣队强行进校后，井岗山又坚守几幢教学楼，用石块，棍子顽抗。后来周总理还亲自找他谈话，蒯大富到青铜峡劳动了一阵就又被叫回北京了。后来被判了17年刑，1987年10月出狱，现在是大富翁了，这是后话。他的那些部下却还在青铜峡。水电三局转移到褒河后，这些高才生们照旧被管制着。当时水电三局的三个清华生比较有名，麻子、秃子、大瞎，其实麻子不麻，秃子不秃，大瞎也不瞎。我当时被分到浇筑分队，主要任务就是大坝混凝土浇筑，这是全局工作最累最苦的单位，当时三局一些犯所谓错误的人就被弄到这个分队进行劳动改造，因此有人戏称这个分队是“劳改队”，常年风里吹，太阳哂，雨里淋，冰里站，被分到这个队的下乡知青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父母有“问题”的。那时政治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上到工地后先学习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下班后又要开会，大多是学习上级文件和报纸文章。我自然成了读报员，每星期要开一次全队大会，700多人，大会前必先唱歌，我又成了教歌员，工程队分为四个部分，那时叫连，连下来叫班。四个连互相拉歌比赛，我又成了拉歌员。每次开会前拉歌比赛搞得热火朝天。

　　连里开会则是批斗“五·一六”分子。何为“五·一六”，“五·一六”原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布的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个通知时间，当时红卫兵是文革主力军，后来中央又定性在北京的部分红卫兵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所以就有了1971至1972年的批斗“五·一六”分子。我所在的浇筑连有一名清华生，叫刘冠美，当年是蒯大富的高参秘书，外号麻子，意思是点子多，此生刚好和我在一个班，还同住一间房，当时工人们都说他是“五·一六”分子，每星期要开两次批斗会斗他，工人们高喊：“刘冠美老实交代!”刘冠美就把腰弯下去一下，工人们再喊一次，他把腰再向下弯一些，最后他说：“你们看我腰都弯成这样了，该打倒了吧!”有的工人扑哧笑了一声，革委会的头厉声喊到：“你就该这样弯腰走路才对。”当时有的工人问的问题我觉得很奇怪，有的问他：“你在北京上学，为什么到成都去乱窜什么？”刘说：“听毛主席的话，去串连闹革命。”本来刘说的是实话，可工人们不依，还一个劲地追问。可见工人们对文革前期的情况简直是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对学生大串连竟然一无所知。

　　后来刘干脆剃了个光头，批斗会上工人们又说他是对抗改造，对抗批斗。一次批斗会上，工人们问他：“你腿上的伤是怎么得来的？”刘答：“在成都被子弹打的。”工人们对这事很感兴趣，就多次逼问刘：“子弹怎么打到你的腿上去了？”刘答：“我串连到成都，刚好发生武斗，我从街心冲时被打中左大腿，当时诊断为粉碎性骨折。”工人们这才似乎满意了，斗过数次后，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刘讲的故事工从们也听腻了，批斗会成了开玩笑会，刘一上台说把眼睛一闭，头一低，光头闪闪发亮，让刘弯腰刘就弯腰，刘还把手撑地，四肢走路，惹得工人们大笑。其实我对刘并无恶感，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对文革了解比工人们要多，相反，我还很敬佩刘。但刘才开始对我也持有敌意，认为我也是工人阶级，和他是异类。我俩在一走住的时间长了，慢慢有了了解。他是青岛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主刀的外科医生，母亲是教师。他很有毅力，当时我做俯卧撑只能做三十个，他非要做我的二倍，一个月后，我做六十个，他硬撑着做了一百二十个，最后爬在地下起不来。他的床在靠窗户边上，蚊帐无法挂高，他就只挂六十公分高。自己称之为小棺材。我说他起的不雅，他说：“人从土中走来，还回到土中。生命就是棺材，木长成林，被人浪费后又还入土，人也是这样，生生死死，循环反复如此而已。”我当时对这番话也觉得颇有哲理。

　　他和我在一起上班，干活时话不多，也挺能干的。一次，我被一根大方木击中头部，一下子晕了过去，数分钟后才醒来，我见刘跑到机关车道上大声疾呼，他在叫车要送我到医院，而我们班的工人们却一个个表情木然，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也可能工人们见的死伤的事多了的原因罢。后来刘冠美定居成都，九十年代我和他还在邮箱中通过书信。他正全力著书立说，他还把他出的一本书寄给我，叫《水电工程与美学》。

　　1971年11月的一天，木工连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的勉县学生李宏民，在整块模板还没有固定时就摘掉了门机大钩，结果刚好吹过来一阵风，把整块模板一下子吹翻到大坝的下面，上面三个人都摔了下去，李宏民当场就摔死了，其它两个老工人救活了，但后来成了话不能说，路不能走的残废人。三天后，全队为这名刚参加工作二个月的青年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们都默默无语。水电工程往往与山石深水打交道，死伤人是常有的事，在我们还没有到来之前，这里就死了几十个人了。

　　1971年9月13号林彪一伙坐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件事很突然，因为此前就没人听说过有关林彪的什么事情，大家都有些吃惊，但下来马上党中央就下发了许多文件组织全国人民学习，又是图片，又是影印件，又是文字说明，足足学习了半个月，大家才搞清了林彪一伙的来龙去脉。人民由吃惊转变为平淡。

　　1971年我父亲已经被解放了，但仍然带着特务帽子，所以我这个特务儿子在不知道底细的工人们看来，表现还是不错的，但连里的头头可知道呀，因为他们看过我的档案，我当时很喜欢看书学习，关心时事大事，连里的黑板报是我一人全包了，我在班上又读报，又教工人们唱歌，还会拉二胡，也算是个积极分子吧。可在入团问题上却足足磨了半年才解决。当时连里的指导员良喜欢文艺，就从队里挑选了十几个年青人，让我们排练节目，给工人们活跃文化生活，那当然有我啦。我拉二胡，还会唱革命现代样板京戏的许多选段。一次，指导员把我们带到离住地十几公里的部队营地，和部队搞联欢活动，那次活动很成功，文艺节目完了还举行了篮球友谊赛。逢年过节队上也组织我们排练节目。

　　我当时积极要求上进，表现也不错，也是由于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性，我的入团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我的弟弟妹妹在学校里也受到了白眼，我大弟弟很有毅力，他的学习很好，体育锻炼也很积极，当年勉县一百米记录12秒2就是我弟弟打破的，据说以后很多年都没人再破他的记录，他和同学关系也很好，学习当然也不在话下，在他们班上一直是前几名。1972年他的班上评选三好学生，班上同学一致推选我弟弟，可那个班主任就是不同意，特务儿子怎么能当三好学生。后来他们班的学生集体签名，坚持我弟弟当三好学生，班主任没法只得同意。1973年学校要选两名学生参加勉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学生都支持我弟弟，也同样遭到学校领导反对，但最后在大多数学生的支持下，还是我弟弟去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我妹妹当时还在小学，那年冬天，学校要砌墙和泥，那些农村孩子都嫌冻，老师就让我妹妹把鞋脱了，赤脚让她用脚踩泥。回家后我妈妈知道了说这不明明是在欺负人嘛，可当时我们却只能忍着。因为当时的大形势就是那样呀!

　　后来我每次回家，碰到我父亲学校的老师，他们都是我的父辈，见了我总是说：“小波呀，你现在可是工人阶级啦，是你们领导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呀!”这听了这些话，心里总不是滋味，起码我父亲也是知识分子呀。在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是下等人，是接受改造的对象。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尤其是旧社会过来的绝大多数都遭受到很悲惨的折磨，他们有的受不了残忍的精神摧残，自杀而死，像舒庆春就是最典型一例，有的被下放到边疆农场劳动改造，像张贤亮是典型一例，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就不计其数了。那几年上大学也改换体制，全是推荐上大学，贫下中农的子女来了个彻底大翻身，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的人也进了清华大学，搞得许多大学教授上课连连摇头，但嘴上也不能乱讲。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少数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是有能力的。从1970年到1976年，中国的大学在推荐制的驱使下，可以说是教育大倒退，历史的大倒退。知识分子又一次被逼到了死角。

　　我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深怀不满的，因为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也是非常好读书的，就在我当了工人后，我也是想尽办法借、买我自己喜欢的书，像《陆游传记》、《王安石传记》、《伏龙芝传记》、《第三帝国兴亡》、《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查尔斯?波伦写的回忆录等好多书都是在那些年代里看的，并还写了好几个日记本的读书笔记，摘录了其中的句段和大意。我特别喜欢看人物传记，我从这些书中寻找我的精神支柱，寻找激励我的动力，我刚当工人不久曾对我的同龄人说：“人活在世上，必须要学习一门技艺，而且还要尽量学精，这才是立身之本，决不能世界混浊兮自己也昏，害了自己呀!”当时好几个我身边的年青人都很佩服我的话和我的作法。但当时大部分年青人都对国家、对时事、对中国的前途不怎么关心，像我对时事政治还比较敏感的人不太多。我当时在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伴们说过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的一些话，他们都劝我要慎言。当时我对知识分子被打入底层是极为不满的，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前进，知识分子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的，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高科技成果。而中国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却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整的对象，这合情理吗？我常常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

　　当时每年都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我们队上的年青人都说让我去走走后门，都说我挺有才气的。可我是臭老九的儿子，上大学能有我的份吗？即使队上批准了到局里也肯定会刷下来。所以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在架设班，就是搭架，铺路，架桥、起重等工作，哪里最危险，总是我们最先上去把路或架子、桥先修好。说来也怪，我们班从事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听我们班的老工人说，从青铜峡水电站到褒河水电站，架设班从来没发生过一起人身死亡事故，所以也一直是三局的标干班，红旗不倒班组，每年评先进班组总是我们班。局里开大会也总是让我们上台发言，1973年局里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班长让我上去发言，我从来没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发过言，上台前心里咚咚直跳，发言稿是我写的，我上去后就没敢看台下一眼，我身穿劳动布的工作服，头带劳动布的帽子，那是我第一次在千人大会上讲话，所以那次是读完了稿子就下来了。后来省上还到大坝上拍记录片，还给我们班拍了特写镜头，但可惜后来我们自己也没能看上这部记录片。局宣传组还给我们班拍了许多照片，其中还给我拍了好几张午饭后休息我正读报的特写照片，可惜我一张也没保留下来。1974年，省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瑞山到大坝来参观，警察戒备森严，我和李瑞山在大坝顶上还交谈了一会。

　　李瑞山到大坝来视察参观时，发生一件“大事”。省领导把车停在我们工程队的篮球场上，一行十几人步行到大坝去，当时从工程队到大坝沿途都是便衣警察。我们工程队木工连三班有个工人，西安人，名叫夏基石。也是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的，这天他上中班，中午他吃过饭后到篮球场没啥事，见球场上停的一辆吉普车门没关，车钥匙也没拔，他见周围没人看守，就钻进车内发动了车子，开起车就往河东店的大桥开去，转了一圈约三公里又把车开回来停在原处。警察是最后他把车开回来后才发现的，马上就用手铐铐起来带到市公安局，当天下午就通知我们工程队配合调查夏基石的祖宗三代和他本人的表现等等。夏基石在公安局被关了四天，调查结果夏基石的祖宗三代都是贫民，出身没问题，参加工作近四年表现良好，夏基石又被放出来，我们很多年轻人都问他，他摇摇头也只回答说：“没啥事，这次是大教训呀”工程队也没给夏基石什么处分。

　　但还有件事工程队却大张旗鼓地大肆渲染，1974年11月，木工连一班的史国芳，也是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的，西安人，他的女朋友来看他，当天晚上没走，和他在宿舍里同住，晚上12点时，工程队的夜间巡逻队员恰好是我们班的马福珍和叶连发，两个巡逻队员听见屋子里怎么有个女的在说话，一个人守着门口，另一个人马上去报告队领导，不一会儿，队领导，连长还有几个人带枪巡逻队员一起敲开史国芳住的宿舍门，进去不由分说就把两个人捆起来，当夜审讯。第二天晚上，全队召开四百人大会，对史国芳进行批斗。当时对男女关系是十分戒备的，凡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一律严打。史国芳在台上一言不发，低着头。一连批斗了两个晚上，最后对他的定性是流氓活动，就地改造，没有移交公安局处理。队上还给女方的单位发函，听说女的也受到了单位的处分。现在说这事，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可当时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样子。事隔多年史国芳和我提起这事，还气得直咬牙，发誓一定要报仇。

　　说我们干的活危险，也真够危险的，那是1975年元月份，坝体接缝要灌浆，因为这种灌浆必须要在天最冷的时候灌才行，才能保证最好的质量，，我们班负责坝体近九十米高一百多米宽的全部搭架任务，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坝体上渗出的水滴到杉杆上，滑的让人无法爬上去，但我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迎着困难上，硬是天天在冰杆上爬来爬去，顺利完成了任务，而且也是没发生一起伤亡事故，当时三局的许多人都竖起大拇指，发出阵阵赞美声。但也发生过许多次让人心惊胆战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刚爬上架，灌浆队用门机吊了一大平板水泥，钢丝绳没栓好，大平板吊到空中后来了个侧身翻，二十多袋水泥一下从空中倾泻下来，擦着我们的身子掉到大坝下面，当时把我们在架子上的人都吓呆了，紧紧抱着杉杆好久不敢动。当架子搭到七十多米高到泄洪孔时，孔前部是悬出来了四米，架子必须每搭高几米就得用铁丝固定在坝体的钢筋上，我有一次铺木板时，一下子滑倒，一下子向前扑去刚好一条腿挎在横杆上，当时反应也特别快，双手一下抱住立杆，才没掉到七十多米高的大坝下面。那些老工人看了也就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要小心之类的话，丝毫没有吃惊的样子。

　　还有一次，大坝上游坝体有个安全网没拆掉，这个安全网离工作面有十几米高，连长让我们班拆除。当时我自告奋勇要求去完成这一任务。我腰间系好绳子，班长让门机把我吊下去，我发现安全网上还有块模板，上面堆满了混凝土石块等杂物。我想等我把连接坝体的铁丝一剪断，这个安全网非翻起来不可。我就做好准备，把腿套进安全网的网眼里，一只手抓住安全网，另只手握住大钳子去剪铁丝。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剪断最后一根铁丝时，安全网一下翻转了，那块模板连同杂物掉下四十多米深的山崖。我这时手疾眼快，大钳子也不要了，那只手迅速抓住了安全网，身体悬空了起来。杂物落了我一头满身。门机司机吓呆了，停止了操作，班长也吓愣了，我大声疾呼：“快起吊！快起吊！”这时班长才赶紧让门机司机把我吊上来。

　　像这样我经过的危险场面很多很多，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福，后来上大学当老师平平淡淡过到现在。

　　一次，我们班要起吊一个浇筑平台，上面有十几个震捣器，一个电工小房子。按说钢丝绳两边栓在钢梁的角度不能小于45度，一般60度为好。我们班一个老师傅找的钢丝绳有点短，当时我目测角度只有不到40度。就对师傅说：“你这样起吊不行的，要翻过来的”。我师傅不听，结果吊起来后门机起吊物刚转到大坝上游水面上时，只见平台慢慢倾斜了，十几个震捣器连同电工小房子都落入了几十米深的水中。我心中一下紧张起来，我想这应该算是一次重大安全事故。门机司机也吓得不敢继续操作了，一脸的惊讶表情。但我看我们班的其他老师傅都一个个表情木然，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班长也没说什么，后来连长也没追究责任什么的。

　　二十八、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

　　林彪死后不久，1973年7月，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谈话中说林彪与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前进的，儒家是开历史倒车的。毛把林和孔孟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了防止“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革。而江青一伙接过毛的这一口号，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是大儒家。1974年1月18日，毛批准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书，由此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其实当工人的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不就是吃饭干活嘛。

　　我们1970年1971年招收的新工人就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中央文件谁敢不听，都是上级的各种文件，一件跟着一件，当时我们当工人的也是天天晚上学习，就连上班到了工地后也要先学习半个小时，午饭后也要学习，虽然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已经过去，但那时的政治学习的确抓的够紧。我自然也成了连队的读报员，宣传员，连队的黑板报是我包干了，当时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工地上也办的有宣传栏，我写的稿件也经常被采用。每周要开一次大会，批林批孔，斗私批修。一次，班长让我写一份批判孔夫子的文章，我拿起笔来写了好几天，总算应付了，但我觉得写的实在别扭，那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不得不写。其实批判孔老二我当时觉得很可笑，《论语》是我国古代留下的一部经典著作，上千年来，一直被奉为中国的第一首书，里面说的都挺有道理的。要说法家我也是十分赞同的，国家需要法制，单位需要规章制度，人总要生活在有一定约束的空间中才能正常活动的。我当时看了什么法家儒家之类的书，我当时就认为法儒应当是并行的，并不矛盾。儒家提倡的是相当于现在的正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如接人待物，文明礼貌，积极入世，关心他人，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民生，主张以仁义治理国家等等，而法家提倡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这一仁一武，两者都需要。要打倒孔老二，岂不知当时这一搞，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都打掉了。

　　当时我说了几句对批儒不满的话，受到了班长两次口头警告。好在这一场运动只持续了半年左右就过去了。我们现在经常看消息报道说日本、韩国等国他们把我国的儒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保存得是如何完美，而这些传统的发源地却丧失了，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感到心痛，优良传统和文明是一点也不矛盾的，我曾看过一篇报道，说世足赛在日本的一座城市的能容纳六万人的体育场进行，比赛完毕当人们都走出体育场后，一名法国记者用摄像机拍摄了体育场座位下的地面，竟然干净得无一片纸屑，一个瓜子壳，一个空矿泉水瓶。这些片断在法国电视台播放后，连法国人都不由赞叹。这就是文明呀!我有一个侄女在日本打了一年工回来后，下飞机到火车站买票，她很奇怪地问我：“这火车站买票怎么设置这么多的亮闪闪的栏杆是十什么的呀？”我的回答就不必说了。她又说在日本人们买东西都是很自觉排队的，根本就没见过什么亮闪闪的栏杆，从来不会有人去挤或插队。这又是什么，这难道不是我中华民族传承上千年的文明吗？所以我说直到现在，许多优良传统都没有恢复过来。

　　二十九、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膀胱癌晚期住院，毛泽东又起用了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邓小平被解放出来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周总理支持下，邓小平开始着手调查文革问题，力图使我国的政治、生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四人帮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邓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毛十分生气，决定批邓。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批复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存在问题的信，说“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吴德主持传达了这一讲话内容，由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拒绝毛的这一要求，毛立即决定停止邓统管全面工作，让其“专管外事”，11月下旬，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打招呼会议”，毛发表了《打招呼讲话要点》一文，正式将邓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讲话要点》一文，各地领导干部开始学习文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举国哀悼，世界各国元首纷纷发来唁电，给予周总理极高的评价。毛任华国鋒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2月5日，《讲话要点》民众公布。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地，各大军区一把手会议，传达毛的批示。对邓公开点名批评，全国各媒体纷纷发表社论文章，全面否定邓小平1975年重新登台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将邓定性为“不肯悔改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江青称邓为“大汉奸”、“国际资本的代理人”等等。在为批邓运动的造势中，江青一伙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是支持邓的，是“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同时还论证“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论点，再次对邓实行镇压。这时，一些地区武斗又重新挑起，停工停产，铁路瘫痪，国家局部再度陷入混乱状态。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发生万人自发悼念周总理事件，送的花圈堆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邓被四人帮指控为“右倾风”“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4月7日，毛泽东通过毛远新传话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任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邓再次下台。1976年9月10日，毛主席逝世，举国上下，一片悲痛，全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立于世界之林。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团结中央的老同志，一举逮捕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贺这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胜利。但华国锋仍然想把批邓风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一直到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又再次为邓小平平反，恢复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副总理，解放军部总参谋长职务。届此，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告以结束。

　　当时的运动中，人人都要求必须参加，否则你就不是革命派，我们当时也是天天学文件，学了还要谈体会，但我们当工人的对上层的斗争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只从表面上看出中央不稳定，国家在动荡，说话都十分小心，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天天上班、开会、学习、吃饭、睡觉。

　　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到1976年逮捕“四人帮”为止，历经十年，苦难的十年终于结束了，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到：“打倒‘四人帮’后，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斩尽杀绝，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尽管在这十年中我国在工业，农业，科技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并不能说明是“四人帮”的成绩，文革使我国在各方面所遭受的损失的巨大的。

　　三十、两次大火灾

　　1976年，褒河大坝基本完工，下边的滚水坝增高工程也快完工，还剩了些零碎的小工程，我们班的活也很少，班长让我去看守河边的破草房，这些破草房是工程局大干时期招了许多民工曾经居住过的，因无人看管，里面的毛竹和木料经常被人偷走，工程局就决定由我们工程队看管好这些草房。我们班抽了四个人，两班倒，在这里，我从父亲学校的图书馆里找了许多书来看，本来图书管理员是不借给我看的，说学校有规定，一律不外借，我说了许多好话，她才借了我，这再次充实了我。

　　突然有天中午，见对面拌合楼上边的水泥库冒起了浓烟，原来这两座水泥库已不装水泥了，靠西边的那座改建成了家属居住，里面隔开了约二十多间房子，那时工程局一心抓革命，促生产，不修建什么固定住房的，大部分住牛毛毡铺顶，周围是竹子编的墙用黄泥一抹就住进去了。能搬进水泥库改建的房子，已经是高档公寓了。那时工人们的觉悟很高，身居陋室，毫无怨言，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力量的源泉，从而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现在想起来他们是多么可爱可敬啊！且说我见对岸浓烟滚滚，一看就知是改建房着火了，消防车也吼叫着从四面八方急赶过来，但无奈火越烧越大，还不时发出猛烈的爆炸声，原来这工程局的工人几乎家家都备有汽油或柴油，这一着火能扑灭吗？大火一直燃烧到傍晚，只剩下一周乌黑的墙。消防车也干瞪眼。

　　大概又过了一星期吧，那天下午我回家吃饭，草房还有一位老师傅在，我还挺放心的。正吃着饭，忽然又听见消防车的叫声，我心里一惊，该不会是我们看守的破草房着火了吧！饭碗一扔，连忙就跑出去，到河边一看，果然是我们的草房方向，从我家到草房有一公里半的路程，我一口气跑到哪里，一百米长的草房已经烧光了，消防队员们都站在那里看，反正里面什么也没有，烧掉的只是几排空草房，而我想到的是我们的职责，这不是我们的失职又是什么，我的心里非常紧张，我问那个老师傅是咋回事，老师傅说他看见有个小孩在点火烧草，他跑过去制止，但火已经烧起来了，小孩也跑掉了，他赶紧跑到队部打了119，也就十几分钟，百米草房就化为灰烬，等消防车赶来，早烧光了。后来局领导也没追究我们什么责任。

　　三十一、又一次“反革命事件”

　　草房烧了之后，工程队又决定让我去民兵小分队上班。民兵小分队就是管理三局治安的，担任保卫大坝，也担任三局的治安工作，由局武装部直接领导。当时大坝两侧处于安全考虑，山上面是禁止闲人攀登也禁止放牧动物的。恰好那几天有几只羊跑到大坝的山上面去了，我们向局武装部汇报了情况，局领导下命令用枪打死。我们两个值班的立即拿出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就射击，我目测直线距离约三百米，把标尺调整了一下，用点射打，因为每只枪只有五发子弹，子弹打在羊近旁的石头上，火星乱冒，羊惊得就往上跑，只见一只羊一下倒下来，滚下来不远卡在树根不动了。其余的羊跑到山头那边去了，我们才停止了射击。

　　1977年4月，毛选五卷出版发行，这可是全国政治方面的一件大事，大街上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庆贺，各级领导都强调要认真学习毛选五卷，并且要求我们人手一本，第一批新书我们没抢到，我大概是5月份才买了本毛选五卷，我买回来的确是认真看了，还写有读书笔记。我们小分队四个人住一个房间，队长李国良是第一工程队工人，武装部直接管我们是部干事尹生根，浙江人。这天，下班后，我回家吃了饭到宿舍睡觉，到宿舍是已晚上九点多，我发现桌子上放了本书，原来是本毛选五卷。我洗漱后就睡了，宿舍其他三人晚上没过来睡觉。第二天下午我下班后李国良对我说：“昨天小分队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老尹认为是反革命事件，老尹要亲自问你。”我马上到武装部找到尹生根，尹问我昨晚在哪里，我如实回答了他，尹又问我你动桌子上那本书没有，我回答说：“我见桌子上有一本毛选五卷了，但我没动，我自己也有一本，我看的是自己的那本五卷。”尹马上厉声吼道：“你要老实坦白，你撕坏了毛选五卷的一页，这是阶级敌人有意的破坏活动。”我才明白原来是这回事，我据理力争，我是看见了桌子上的那本书，但我压根就没动那本书，我自己有，为啥要看别人的呢？我说完后尹把一本毛选五卷拿出来翻到123页，我看果然那一页不知被谁撕了约四公分的口子，尹马上说：“你出身地主，小分队的其他人的出身都没问题，你对毛主席有刻骨的仇恨，这事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我立刻如五雷轰顶，几乎晕了过去，我定了定神，反驳道：“你这是什么逻辑，出身不好，这事就是我干的？现在不是文革初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这才是反动逻辑呢！我再说一遍，那本书我没动，我看的是自己的毛选五卷”尹马上厉声说：“你明天就离开小分队！”我说：“离开就离开，不过这件事一定要调查个水落石出。”说完我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办公室。四人帮都倒台多半年了，竟然还有此等人满口胡言，一派文革初期脑袋。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尹的这番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作为一个武装部的领导，我确实没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第二天我也做了反调查，我问了小分队的人那天晚上我睡觉前五小时和第二天早上我走后那间屋子都有谁去过，我写了份我对这次事件的调查和看法，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不是我撕了那页纸，也有最值得怀疑的人，直接找到刘部长，刘部长看后说：“你写的很好，有理有据，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我又说了尹生根文革脑袋的话，刘部长又说：“尹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过人还要经得起一些被冤枉的事的，文革中有多少老干部都被冤枉了。”我出来后对刘部长的话想了想也有道理，但也无道理，冤枉的就应纠正。后来我找了刘部长，部长先生总是含含糊糊不做正面回答，过了大概半个月吧，我听说撕书的那个工人自己承认了，不过他的出身红彤彤，这次“反革命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十二、园我的大学梦

　　1977年7月，我们听说了中央正在研究要恢复高考制度，当时还没有正式文件，风还是吹起过来了。但我坚信，高考制度是必然的，再也不能让我国的大学衰退了，十年动乱，我国的教育可以说是倒退了几十年，小学程度的人上大学，大学教授叹气摇头，这是对教育的蹂躏、践踏。我欢心鼓舞，我想我当时已工作了，先让我的弟弟妹妹考吧，当时他们是下乡学生，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让他们回来，为了让他们复习好，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门为他们俩做饭，功夫不费有心人，1977年的12月，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我的大弟弟考上了西北农学院，妹妹考上了华山冶金医专。

　　1978年3月18日，郭沬若的《科学的春天》在广播中播放了，我心中按捺不住的激情迸发了，我感到科学的春天真的来到了，我也要园我的大学梦。在此，我非常感谢水电三局宣传部的刘勇先部长，他当时很支持我参加高考，专门让我们三个参加高考的职工复习了一个半月，再加上我以前的余工有30多天。总共近三个月时间的复习，我也非常感激队上的领导和架设班的全体工人师傅，是他们非常朴实的情感和语言激励了我。从1978年3月20日至7月6日这段时间内，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看书学习。我初二都没上完，所以数学就成了攻坚的第一目标。我从初一的代数学起，接着就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解析几何，一直到螺旋线方程，基本上天天熬夜，有时为解一道题，我要思考几个小时，直到把这道题做出弄懂为止。白天我复习历史，地理，语文，政治。人只要有目标，有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古有“头悬梁，锥刺股”，给我做榜样，今有“科学的春天”给我信心。经过近一百多天一番艰难拼博，我于1978年8月底终于接到了通知书，我被录取到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原陕西师大汉中分校），终于实现了我的大学梦。当时队上的工人们得知我被录取，都不由得称赞我，一个个竖起大拇指直夸我，说我是真本事，比那些推荐上大学的强十万八千倍。

　　写到这里，暂告一段，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1958年大跃进是极左路线，文革运动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只能简单地说一句，文革就是政治斗争，搞乱思想，搞乱经济，其结果是害国害民。此后，中国历史的车轮又加快的转动速度，加速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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