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史公编史至今，人们大多重视官方按正统体例编写的史书。而这些史书，往往因官方的意志，或出现选择、遗漏、简单、跳跃、涂抹等弊端。另外，这类史志，亦因体裁局限和编写要求，只重概要，忽略具体。就像人体结构，只有骨骼和经络，没有脏器和血肉。再是，这类书往往只注重大人物大事件，很少关注到社会底层。在这些书里，看不到底层群体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细微的感情变化和生命律动。恰恰是像《原来如此》这样的文字，填补了史志不足，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类社会进程中有血有肉的纪事文本，给我们提供了对某一个时期或时代的事件进行具象了解和准确研判的可资信息与依据。
1
这部书记录了个人和家庭的演变。本书近50篇文章，既可横断成篇，又可纵贯一体。从时间和空间上，构成了作者丰富的人生维度。这些文字，不仅全面记录了作者生命个体在不同时期的地域、职业、身份的变化（从考高中落榜，到粮管所临时助征员；从正式工，再到国家公务员），而且详尽反映了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及心理、人生观、爱好形成的轨迹（从追求职业追逐职位到对社会和制度的思考；从单一的好玩到多元的兴趣爱好形成）。同时，通过文字的演绎，作者将家族的来龙去脉，从迁徙、繁衍到发展，介绍得清清楚楚（上辈人源自江苏徐州市铜山县柳泉乡山西杨家庄，其父亲在南京从军逃队落户湖北钟祥张集，到后代的繁衍发展到深圳、武汉）。此书纵贯历史，横陈当今；跨度久远，众相纷呈；叙议结合，繁简相宜。因此，此书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合集，还是以文学笔触形成的一部别样的家谱家史，一部长辈传给后人浸润精神世界的人文瑰宝。
人类是一个有记忆和传承的灵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不，不可能有《新旧约全书》《论语》《左传》《资治通鉴》这类书籍的传世。如此这般，人类才得以从远古的刀耕火种繁衍至今。我们相信，正是有了这种记忆与传承，人类的发展前景，将会越来越自由、民主和繁荣。记忆与传承，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递进，更是生命演绎的本能进化，我以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形态与制度。杨友平先生的思考启发了我们的思考。这恐怕就是此书不经意间所起到的另一个作用。
记忆的基因和传承的惯性，必然导致野蛮将失，文明将盛；独裁将失，民主将盛；独夫将失，人民将盛！任何人，任何体制，都将阻挡不了。因此，出版这部书的大义与功用也就显现出来。我们不难想象，经过若干年之后，作者的后辈看到他们的祖父或是曾祖父原来是在如此努力人生的时候，该会怀着多么敬仰和激动的心情而生出奋发向上、搏击人生的激情！
2
这部书见证了畸形的社会现实。中国从西周开立封建制，到现在的“集团”制，悠悠人类史，迢迢千年路，从来都没有走上政治文明的道路。历史上出现了周而复始、层出不穷的怪现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朱洪武的大杀功臣，历朝历代的文字狱，最为奇葩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人为的大饥荒等等，这些就是中国没有政治文明的有力证据。有关资料显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据气象资料记载，在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时间里，虽然我国局部地区出现大旱，但大部分地区都是风调雨顺，与其他年份相比，应该属于好年景。倒是“上面”的“政策”导致了饥荒的蔓延与扩大。
这个论点我在本书的《闹粮荒》中亦找到了证据。一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国家“领袖”认为我们应该到了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了，家家户户砸锅大炼钢铁，全民到集体食堂吃饭不用钱。就连外地的流民都到大食堂吃饭，还堂而皇之地说“人民公社”的“流水席”，大有“不吃白不吃的”的豪迈！二是大炼钢铁，赶超苏美。为了赶超苏美，全国各地大炼钢铁，齐齐上阵，土法上马，砍伐树木，土窑遍野。结果是砸锅卖铁没了家，乱砍滥伐秃了山，全民炼钢荒了地。三是个人崇拜盛行。专制社会的特点是就是“领袖”开明，百姓可能无祸缠身；“领袖”混账，就一定祸害天下。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回望我国历次的政治斗争，哪一次不是因‘领袖’的一己之念而霹雳所向，纵横全国”。由于个人崇拜和浮夸风一阵强过一阵，造成民风不纯，谎言包天。有些民谣就是对当时虚夸风最真实的写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下级瞒上级，一级瞒一级，一直瞒到了毛主席”。当灾荒发展到人吃人的残酷地步的时候，居然还有人把剥去充饥的树皮说成是卖“中草药”。可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欺上瞒下的行径到了多么令人发指、天理不容的地步！
在所谓“自然灾害”的三年，作者已是十多岁的少年，他不会掩饰，亦不会夸张，用他童真的眼光记录下了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发展到人吃人的那段令人惊悚荒诞的历史。
3
这部书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变迁与发展相悖中的矛盾心理。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经济体的第二大国，这应是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但是从我们的社会现象和国人的心理看，似乎并没有让我们高兴得起来。从作者整部书里，我们看到人们对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所产生的种种社会怪现象的担忧，让人们生出了一种对社会变迁、发展与生态、伦理冲克的相悖心理。这不是个例，而是普遍民众的心理状态。
中肯的说，这部书的作者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一个侧面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其正面和主流讴歌了“党”和“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基于作者的正直、正义与善良，在记述文字的时候，似乎有班固的治学态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作者也曾在退休后被湖北省政协聘请修志）。他的文字忠实于他所亲身经历与见证的人与事，所记述的历史事件翔实准确，不虚构执政者的善事，也不隐瞒执政者的败笔。在社会的发展与人生的历练中，作者的思想也随之成熟，精神境界也不断提高。在记述各个主题文章的同时，亦自然记录了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进而生出深邃的哲思和发出强烈的诘问。如东方专制与西方民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启用人才与跑官买官、市场繁荣与食品安全、贪赃枉法与底层疾苦等等，这些都造成了中国民众的心理矛盾，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作者长期在政协工作，参政议政应该是其本分，可是又有谁能越“雷池”而妄议呢？从这个层面上说，作者以文学的记述形式，隐含表达自己的质疑和叩问，这种勇气与智慧是值得肯定与钦佩的。
作者具有中国古代士人怜悯天下的情怀，并不因为自己的身份、环境、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无视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和大同利益。随着自己经济能力和政治思想的成熟，反而更加关注大众，关注周遭，关注人类，于是就有了这部书稿的诞生。他想用这部书稿告诉子女，告诉世人，告诉社会，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要从历史的进程中汲取养分，领受教训，开拓创新，走出一条崭新的社会管理之路。否则，我们就只会踏着古人的脚步周而复始地打转，走不出历史拘囿的老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品文如观山，有着各自的视觉和见解，但愿我的这些文字，没有违背作者的初衷与意愿。
2016年11月2日夜于闻之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