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恩先生民间故事专集《大能人解士美》终于即将出版,我为他高兴,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的辛苦结晶。我意识到,我们那些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很快就会淹灭无闻,而他的这部故事集却将长久留传,因为它记录保存了中华文化之树中一个重要切片,独一无二,谁也替代不了它。
但润恩先生却一定让我写几句话,论述论述,他说他务必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最了解他。我也想说,但一拖再拖,总落不下笔。不错,我非常了解润恩,要是说他,我提笔就来,能写成一本书;而要论述民间文学却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对“刘润恩”这个人物就同刘润恩对“解士美”这个人物一样,太有太有感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刘润恩就是解士美!他也如解士美那样聪明、善良、多才多艺,也如解士美那样执着、潦倒,不肯屈服命运却终于不得不认命。在刘润恩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历来身处社会底层一批“民间文化人”其文化命运的尴尬——那是一种社会分类学错位的尴尬,就同马进牛群、燕入雀阵那样:他有好的文化修养,有高度自觉的文化责任感,却又结结实实被钉死在田间、陋巷,十指如耙,结结实实做了一名为稻粱谋的劳者,始终为不知究竟该将自己定位作一名文人呢还是一名劳者而苦自彷徨,其间多少酸楚与伤情难与局外者言。
也好也好,民间也有的是文化——或者说有着更为高深无比的文化,刘润恩身在其中如鱼入水;尤其,由刘润恩去写解士美,该说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天作之合,甚而简直是一项命运的预设,二百年前的解士美若泉下有知,该要笑出鼻涕泡来。
于是,我们有了《大能人解士美》。
而要我论论这本书,我却实在踌蹰得很。原因极简单,因为——它是民间文学。
对任何一位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分析者来说,最害怕的不是复杂,恰恰相反,是简单,正如人们不难于讲解一座山,却难于讲解一个原子、一个量子,不难于开说成千上万的数字,却难于说清楚最简单的那个“1”,不难于正论《红楼梦》,却难于释读一则笑话(刘润恩的民间笑话集《七十二呆》出版时也曾让我发言,我就没发出来,只诌了三首诗体会其意)。据说维特根斯坦特别善长于将复杂分析还原为简单,海德格尔反是,特别善长于从简单中释读出常人想像不到的复杂。我心仪于后者,可惜力有不逮。
《红楼梦》是繁富高级的文人文学,《大能人解士美》是质素简单的民间文学。在我看来,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在,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是无意为之。只要是有意就好办,总有办法去体会去鉴赏,因为作者既系有意所为,其意总归是人之意而非天意,读者我也是人,也尽有的是意,不妨以意度意,将心比心,去细细揣摩、梳理、把握;而无意就难办得很了,无意就如天意,要想理解它,那就同去体会造化一般,根本无从下手,任何一种看似在理的说法很可能其实与文本原旨毫不沾边。
为此,研究越是深入,我对民间文学越是心存莫名的敬畏,总以为那里面潜存着一个神圣的“秘密”,那是关乎人类心灵、精神的秘密,就同人身体里“隐藏”着一个灵魂那样;倘若真能将其读懂了,也就是读懂了“精神”本身,读懂了天书。“解士美”本人当然也不懂,他只是依其造化(文化)赋予的精神本能去行为,用自己的行为去实践天书的精神。他总是跟世界开玩笑,用玩笑作武器把这个世界中森严林立的一个一个拦路虎予以瓦解、踢开,而求得一种解脱、解放,求得自由。
就是这样,我猜测——所谓“大能人解士美”,其能耐的核心追求该是在追求一种自由——精神自由。
很显然,完全的精神自由,只有在艺术中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解士美”的生活态度又可称为是一种“艺术的态度”,就是,他把生活完全当作艺术,任情挥洒,终至于将自己也挥洒成一个艺术形象,作画者成为画中人,由此精神实现最后的超越,达致自由之境。
不难想像,“解士美”的行为在现实中当然是行不通的,他即使再智慧、再有胆识,也不是“现实”的对手,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那些既得利益者会联合起来,以秩序(王法)的名义把他的屁股打个稀烂,叫你再跟老爷我开玩笑!
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屁股尽可以被打烂,精神是打不烂的,民众追求自由的渴望是永远不会被冻结的。于是,他们也联合起来,经过千百位无名作者的集体创作、加工,终于塑造出一位不败的“能人”,以寄托自己的精神理想。他就是“解士美”。
“解士美”这一艺术形象是纯粹集体无意识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由它所表达的文化理想更纯粹,更必然,毫不打折扣,而完全不同于由某位先知先觉者人为“想”出来的所谓“理想”。人们不妨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精神追求自由的本性是不可遏阻的。如果说竟然有遏阻,那么也只有来自精神自身,即精神自己阻遏了自己的无限展开。润恩记录整理的这本《大能人解士美》,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当“解士美”一路挥洒,用玩笑将先生、东家、财主、商人、县官等强势者统统予以扫荡以后,书的最后一段故事是,“解士美”自己开自己一个玩笑,认驴作父,全书总收场。哇,妙不可言!
如果润恩是有意作出这样一种编排,则可以见出润恩非同寻常的大智慧,我简直要敬仰他了;如果他是顺其自然,不过依采录过程中当时的顺序编排,则他亦为“集体无意识”中之一员,而文化具有着怎样的内在必然性就可见得更其明白无误。
我们这个时代是信息泛滥如洪水的时代,说话工夫,不知又有几千本图书出笼了,上架叫卖,嚣嚣热闹。刘润恩的《大能人解士美》未必会有好的市场价值,但历史是有眼光的,一定识得其中内含着的永久文化价值,正如与此书同一发源地襄汾丁村的古人类化石,它的不能卖钱只是因为它太贵重、到了钱买不动的程度。润恩再一次遭遇尴尬,活该!(李维加写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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