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记住了余华这个名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余华、苏童、陈忠实等多名具有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实力的中国作家同获奖后的莫言一样备受关注。当时我在念初中，语文作业和政治作业里频频出现有关莫言获奖的题目，其中语文试卷里有一篇关于是否将莫言作品纳入中学生教材的短文大致这样写到：我们不要低估中学生的理解能力，像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完全可以编入中学语文选修教材让他们阅读。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教育界和文学界都有很大的争议，其中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
　　
　　阅读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茫茫人海中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之间相遇是需要缘分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到几年后竟然和余华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南方的一座小城有一个我这样的读者。那也是偶然的一次阅读体验。去年我在网上买书，看到余华的《活着》销量排名很前、好评率也很高。我读书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经典必读，平庸之作也可读一些，文字垃圾绝不沾染，对于媒体捧起来的畅销书我是格外小心。所以买之前我都会在网上查清它了的相关资料、确定了它的文学地位。《活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新颖的叙述方式使我找到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那是一种既轻松又沉重的体验，轻松是阅读上的轻松，沉重是情感上的沉重。我哭了，在此之前的许多作品都曾让我热泪盈眶，但唯有《活着》让我泪流满面，所以从读《活着》以后我在书桌上专门放了一包纸巾供自己阅读时擦眼眼泪使用。《活着》使我深深地爱上了余华，暂时将其他作家作品束之高搁，紧接着我意犹未尽地读完了他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后来又回过头来读了部分他早期的中短篇代表作。
　　
　　我对余华的感觉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他的伟大在于用最平凡的文字刻画出了极为鲜活的社会面貌。再加上他的作品具有内容的真实和语言的朴实，我认为这是他最高贵的品质。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过去、把握当下和预知未来。他写下了太多太多的现实，从我奶奶的时代写到了我爸爸的时代，再从我爸爸的时代写到了我的时代，我相信他还会写下更多的时代。正因为他写下了太多的现实，所以受到了不少人的指责和批评，我的看法是这非常的正常，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的荒诞和历史的荒诞已经达到了一种熟视无睹甚至麻木不仁的境界。从刘少奇冤案到余祥林冤案，再到后面的强买强拆、婴儿随意丢弃等荒诞事实，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这些类似的荒诞事实形影不离。正如余华所说：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而现在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它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让人们一时间无法接受，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要对新时代的社会形态有所反思了。所以艾略特有一行诗句“鸟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是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确实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在阅读余华之前我已经读过了莫言的部分作品，阅读的感觉和启发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现在的中学生非常的需要他们这些当代作家们的慰问和关心。因为我们是一个无知的病人，我们的思想被教科书上的文字牢牢拴住，我们极需要挣脱旧教科书的束缚去拥抱那更为广阔的阅读天空。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他们的作品过于深奥，艰涩难懂，或说作品有里很多色情和男女关系的大胆描写，这很可能给未成年的中学生产生不良后果。但这些都是经不起分析的，要说难以理解的作品莫过于鲁迅了，但他的作品却在语文书中随处可见。这并不是我不推崇鲁迅，而是我认为鲁迅的作品更适合那些拥有一定人生阅历的成年人去阅读。其实这个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政治因素。因为政治，鲁迅的作品成为了新政权批判旧政权的文化武器；因为政治，莫言等人的作品被中学生教科书拒之门外（他们写下了很多新政权统治下的社会阴暗）。若说会给中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在这个经济发达而人性放纵的年代，中学生早已把许多该做的事情和许多不该做的事情都一并做了。莫言获奖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把他的作品编入教材不是盲目跟风，而是与时俱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对教科书的质疑，客观的讲教材确实过于生硬死板，对教材的解读也过于保守传统，与学术界有很大的隔阂，这跟中国一贯坚持的改革开放政策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好在我是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是莫言获奖，我可能一生都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也不会在偶然中记住余华这个名字，更不可能去读他们的作品。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就这一点我感到了莫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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