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乡村百年》的艺术价值
魏某某是我初中时的同学，1965年毕业后，他回老家当了农民。从此，我俩音讯隔绝。再见到他时，三十年的乡村岁月染白了他的双鬓，脸上爬满了坎坷的皱纹，这几乎使我想起鲁迅笔下闰土的形象。但他很乐观，已经是项城中专的高级讲师，说起话来憨厚中透出一股幽默来。他送给我厚厚的一大叠纸张有些发黄的稿子，约有五六十篇，说是写农村生活的，是他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的，让我看有没有价值，还没书名。
我拿回家，随便一翻，第一篇就被吸引住了。半个多月的阅读过程，我深深地沉浸在他对乡村生活、乡土风情的诗意的叙述之中。那带有原始思维色彩的民间话语将我从工作的繁忙和城市的喧闹中引入到一个村庄百年来的闭塞与贫困、淳朴和粗糙、愚昧与油滑、聪明和拙笨、诚实与狡黠、欢娱和烦恼、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等天然和感慨的情感之中，让我得以思考天然浑厚的乡土气息在当前以流行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商业文化、城市文化猛烈冲击中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乡村某种人物的刻画或对某种乡村生活、乡土风情的叙述。一个村庄似乎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本书约略叙述了一个乡村的百年历史和变迁，我就斗胆给它命了个名字，就叫《乡村百年》吧。
《老冯仙儿》写的是光绪年间到建国初期一个具有侠热心肠且能妙手回春的乡村医生，他为穷苦百姓看病总是即要治住病又叫病人少花钱，甚至出个偏方就用不着花钱，非得花很多钱的时候，他就想出一个“穷汉子吃药富汉子打钱”的方法来。作者由此演绎出许多故事。
《侯家五香醋干儿》则是一个乡土传奇。说的是怀揣着“祖传秘方”酿得一手好醋的侯富海巧遇而又善待乾隆皇帝的故事。侯富海发家之后，除了自家吃用外，下余的钱就拿出来扶危济贫、修桥补路、捐助灾荒，善事儿着实做了不少。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乡村农民那种善良、勤恳、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美德，体现了老百姓“善有善报”的传统感念。
《老套杆》中的“老套杆”，是一个把守财奴和吝啬鬼形象发挥到极致的人物。“晚上家里蒸馍，老婆子烧好锅后就得赶紧离开，老套杆就睡在锅门口儿看着，防备家人谁偷着吃了。”他生病从来不看医生，家里人生病也不让看医生，怕花钱。当他最后一次生病时，终于没能“熬”过来，临死时还安排儿子和儿媳妇怎样过日子，“一天两顿饭，蒸馍八成熟，按人定量吃，还要学会陪客”。什么是会陪客？就是既要叫客人感到热情，又不能让客人多吃的虚伪。老套杆死后，从他那补了几百层子的油腻腻的枕头里抖出了两千多张当一万的“中央票”（国民党时的钞票），几百张当一元的中州流通票（解放区发行的纸币）。但这些比他的生命还要金贵的票子，早已成了一堆废纸。这个尖酸迂腐的家伙真是一个连嘲笑都不配的人物。但我读了之后还是感到心中有些隐隐作疼，老套杆的吝啬，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因素外，是否还有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又害怕贫困的因素？是否折射出了社会、历史的影子？
《李马虎》中的不知道什么是赖的李马虎，也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人物，他是一个因买牛欠债不还而被当作驴子拴在集市的驴桩上展览仍不知道羞耻的无赖。他的哲学就是“办赖算啥，不从自己手里出钱才是真的”。这种人物，真真是连阿Q也瞧不起的，李马虎是典型的，却是与善良、正直、义气等品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某种丑陋人格的典型。这种典型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中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譬如时下那些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商人，其实比起李马虎更是丧尽天良、无耻之尤。他们的钱财是以多少无辜的人的破产、残疾和死亡为代价的。作者对这种性格的尖锐批判，应该说是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的。
《难叫的称呼》更是一个充满着荒诞而又严肃的悲喜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喜剧，是一个只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才会发生的悲剧，而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出现的喜剧。一对亲母女阴差阳错的嫁给一对亲兄弟，当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顿时使家庭的欢乐尴尬起来。
《少年听戏痴迷趣》是一个令人轻松的故事。很类似鲁迅笔下的“社戏”情景。作者绘声绘色的描写了乡村文化的情趣。这是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豫东农村文化生活的一个写真，贫穷中显示出欢快的趣味，甚至是富有诗意的。当然这又是当今普及了电视时代的青年人所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就是历史。这种历史永远的逝去了。所好的是，作者收藏起来了。这种收藏很珍贵，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历史意义。
《乡村百年》还收藏了许多平凡而又稀奇古怪的故事。如《花妽》、《老三德的烟瘾》、《杠子》、《实心眼》、《书记挨打》、《老疙瘩叔这一家人》、《三块银元》、《压子》、《来祖创业》、《阴阳扇》、《三位高赌》、《风水的传说》、《喝酒的故事》、《占柱大爷的鬼故事》等等。单从这些题目，我们就已经似乎嗅到了那种原汁原味的乡村气息。
这些人物和故事构成了一幅幅浓缩了的农村生活场景，映射出乡村文化的深层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风尚、行为观念、审美情趣等，即使是从农俗学的角度去读，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总之，这本书可以说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通俗文学，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是一种民间文化的掠影。
作者善于从日空见惯的的农村俗语中提炼材料，譬如《倒头马起来了》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讲的是一个旧社会靠辛勤劳作的农民，发家后又遭到土匪的暗算，失去钱财，也失去了两个儿子，从此以后再抬不起头来了，被人叫做“倒头马”，这外号越发使他抬不起头来。一个穷朋友为了使重新他振作起来，就帮他做了一套新大门，每天让他早早起来开这大门，人们听到沉重的门声，就说“倒头马起来了”，越叫越响，果然倒头马起来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再次发了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旧社会农民精神支柱之所在。
还有《书记挨打》，本来素材是：一个大光棍不孝敬爹娘，爹娘治不了，舅舅可以惩罚他却又不见不到他，惩罚不了。一次舅舅在大集上见到他，说给我跪下！然后不由分说打起来。外甥问为什么打我，舅舅说你为何把我的玉石嘴铜烟袋偷走了？外甥辩驳道，我三年没去你家了，咋会偷你的玉石嘴铜烟袋。舅舅说我打的就是你三年不去我家。终于把这个不孝敬爹娘的东西制服了。然而作者却赋给这个素材以新意，写出了新时代人们为致富而顾不得亲情的无奈。从中见到作者提炼素材的能力。
何为特殊？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民间文学，一般是指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歌谣、传说、曲艺、故事等等。这些作品一般是由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的被集体修改、加工了的文学。而魏某某的作品，除极少数是对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整理、加工和提高外，主要还是对自己几十年乡村生活中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的回忆和叙述，是其深厚生活积累的加工和提炼。
由于种种原因和历史的偏见，民间文化还没有与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也就是说还没有登上“大雅之堂”。就文体而言，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内涵相对于正统的高雅文学是通俗的；就主体而言，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相对于知识阶层来说是民间大众的。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民间文学乃至整个民间文化，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厚涵养，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根基，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民间文学自古以来就反映着人民的心声，是人民世界观的朴实表现，体现了人民的认识、志向和愿望。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的传统存在于精英和典籍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和个性便由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鲜明而又直接的表现出来。当然还不能说《乡村百年》就蕴含了整个民间文学的丰富含义，但它至少是民间文学的一滴水，能够折射出民间文学的光辉。它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乡村百年》中的故事，多是农村普通生活的艺术反映。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有真人真事的来源，故事的情节或表现出赞美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孝敬父母、见义勇为的种种美德，或表现为对一些落后农民的丑陋个性的批判和嘲讽，通过这些故事，充分的反映了劳动人民朴实的生活、优秀的品德和善良的愿望，是农村中普遍而又朴素的精神寄托。它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净化，把已经变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物化了的心理、情感、欲望打磨得细腻而纯净，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片纯洁而美丽的天空。
魏某某在创作中，有意无意的学习了著名作家赵树理小说的长处，塑造人物的特点是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情节的发展中，既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又通过作者生动形象、细腻逼真的叙述来表现人的性格特点。他的文章一开头总要介绍清楚人物的基本情况，最后又必定交待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有头有尾，一清二楚。作者的叙述又多于描写，融描写与叙述之中。同时，他的叙述又很少有大开大阖的情节、惊险曲折的场面，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去完成性格，而多是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去展现性格。这一点很能表现出魏某某精确描写的长处，如老套杆掂着几两芝麻和大“驴嘴罐子”去换油的“拧”，即“拧”得了芝麻“完璧归赵”，又白赚了沾在罐子里的“油”的细节就很传神。而李马虎被带上驴笼嘴子拴在驴桩上展示一上午后，却说什么“不是说给我办赖吗？咋不办呀？”一句话就把那个厚颜无耻的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捧腹。
《乡村百年》的语言艺术也是很有特色的，这就是生动形象、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作者善于运用民间大众所喜好的语言，完全使用口头语言和地方方言去写作。不但人物语言就是农民的口语，且极具各人的性格特点，就连作者的叙述语言也也完全口语化了，但这种语言又是经过提炼而又平易的语言，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活灵活现、明白有力的语言中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农民群众的语言当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和概念化的名词，也没有深奥艰涩的哲理辩白，更少有成语和典故的引用，但是农民的语言并不呆滞，反而是十分活泼、俏皮的，常常引用熟语、谚语、歇后语，使语言变得含蓄、生动起来。作者的叙述就是这样，往往通过一个十分通俗的方言词语，就能到非常传神的境界。他把我们经常说的概念化的词语“浪费”粮食，说成是“抛撒”米面，把胡搅蛮缠说成是“拧”，就非常形象；他描写“笑”的动作，又使用了不同的词语，如“一个个笑得打扑拉”，“又弯着腰捂着胸口喊着娘的笑了起来”，把一个年轻开朗的女子的笑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老套杆去赴别人的“席面”一点儿也不吝啬的形象是“每一次不吃个肚脐子翻着眼儿是不罢休的”，一句话就把老套杆腆着大肚子的形象写活了。还有，他形容人的无精打采，萎靡不振是“一下子像霜打的茅草抬不起头了”等等，真是栩栩如生，传神会意。可以这样说，没有了这些生动活泼的方言口语，就没有了魏某某通俗文学的特色和特点。正是这些典型的豫东农村的地方语言，使作品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当然，《乡村百年》也不是篇篇都是精品，有一些机械的照搬生活，写得比较粗俗，个别篇目甚至是单纯嘲笑一些农民的智力缺陷（《金玉》），或者是一些油头滑脑的人物专以“刁骂”或恶作剧去拿别人开心（《老八》）。这些不健康的生活现象，是不能以欣赏或展示的态度去取悦读者的。这或许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但我坚信：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写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永远都是我们追求的创作原则。
魏某某是我初中时的同学，1965年毕业后，他回老家当了农民。从此，我俩音讯隔绝。再见到他时，三十年的乡村岁月染白了他的双鬓，脸上爬满了坎坷的皱纹，这几乎使我想起鲁迅笔下闰土的形象。但他很乐观，已经是项城中专的高级讲师，说起话来憨厚中透出一股幽默来。他送给我厚厚的一大叠纸张有些发黄的稿子，约有五六十篇，说是写农村生活的，是他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的，让我看有没有价值，还没书名。
我拿回家，随便一翻，第一篇就被吸引住了。半个多月的阅读过程，我深深地沉浸在他对乡村生活、乡土风情的诗意的叙述之中。那带有原始思维色彩的民间话语将我从工作的繁忙和城市的喧闹中引入到一个村庄百年来的闭塞与贫困、淳朴和粗糙、愚昧与油滑、聪明和拙笨、诚实与狡黠、欢娱和烦恼、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等天然和感慨的情感之中，让我得以思考天然浑厚的乡土气息在当前以流行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商业文化、城市文化猛烈冲击中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乡村某种人物的刻画或对某种乡村生活、乡土风情的叙述。一个村庄似乎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本书约略叙述了一个乡村的百年历史和变迁，我就斗胆给它命了个名字，就叫《乡村百年》吧。
《老冯仙儿》写的是光绪年间到建国初期一个具有侠热心肠且能妙手回春的乡村医生，他为穷苦百姓看病总是即要治住病又叫病人少花钱，甚至出个偏方就用不着花钱，非得花很多钱的时候，他就想出一个“穷汉子吃药富汉子打钱”的方法来。作者由此演绎出许多故事。
《侯家五香醋干儿》则是一个乡土传奇。说的是怀揣着“祖传秘方”酿得一手好醋的侯富海巧遇而又善待乾隆皇帝的故事。侯富海发家之后，除了自家吃用外，下余的钱就拿出来扶危济贫、修桥补路、捐助灾荒，善事儿着实做了不少。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乡村农民那种善良、勤恳、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美德，体现了老百姓“善有善报”的传统感念。
《老套杆》中的“老套杆”，是一个把守财奴和吝啬鬼形象发挥到极致的人物。“晚上家里蒸馍，老婆子烧好锅后就得赶紧离开，老套杆就睡在锅门口儿看着，防备家人谁偷着吃了。”他生病从来不看医生，家里人生病也不让看医生，怕花钱。当他最后一次生病时，终于没能“熬”过来，临死时还安排儿子和儿媳妇怎样过日子，“一天两顿饭，蒸馍八成熟，按人定量吃，还要学会陪客”。什么是会陪客？就是既要叫客人感到热情，又不能让客人多吃的虚伪。老套杆死后，从他那补了几百层子的油腻腻的枕头里抖出了两千多张当一万的“中央票”（国民党时的钞票），几百张当一元的中州流通票（解放区发行的纸币）。但这些比他的生命还要金贵的票子，早已成了一堆废纸。这个尖酸迂腐的家伙真是一个连嘲笑都不配的人物。但我读了之后还是感到心中有些隐隐作疼，老套杆的吝啬，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因素外，是否还有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又害怕贫困的因素？是否折射出了社会、历史的影子？
《李马虎》中的不知道什么是赖的李马虎，也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人物，他是一个因买牛欠债不还而被当作驴子拴在集市的驴桩上展览仍不知道羞耻的无赖。他的哲学就是“办赖算啥，不从自己手里出钱才是真的”。这种人物，真真是连阿Q也瞧不起的，李马虎是典型的，却是与善良、正直、义气等品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某种丑陋人格的典型。这种典型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中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譬如时下那些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商人，其实比起李马虎更是丧尽天良、无耻之尤。他们的钱财是以多少无辜的人的破产、残疾和死亡为代价的。作者对这种性格的尖锐批判，应该说是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的。
《难叫的称呼》更是一个充满着荒诞而又严肃的悲喜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喜剧，是一个只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才会发生的悲剧，而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出现的喜剧。一对亲母女阴差阳错的嫁给一对亲兄弟，当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顿时使家庭的欢乐尴尬起来。
《少年听戏痴迷趣》是一个令人轻松的故事。很类似鲁迅笔下的“社戏”情景。作者绘声绘色的描写了乡村文化的情趣。这是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豫东农村文化生活的一个写真，贫穷中显示出欢快的趣味，甚至是富有诗意的。当然这又是当今普及了电视时代的青年人所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就是历史。这种历史永远的逝去了。所好的是，作者收藏起来了。这种收藏很珍贵，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历史意义。
《乡村百年》还收藏了许多平凡而又稀奇古怪的故事。如《花妽》、《老三德的烟瘾》、《杠子》、《实心眼》、《书记挨打》、《老疙瘩叔这一家人》、《三块银元》、《压子》、《来祖创业》、《阴阳扇》、《三位高赌》、《风水的传说》、《喝酒的故事》、《占柱大爷的鬼故事》等等。单从这些题目，我们就已经似乎嗅到了那种原汁原味的乡村气息。
这些人物和故事构成了一幅幅浓缩了的农村生活场景，映射出乡村文化的深层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风尚、行为观念、审美情趣等，即使是从农俗学的角度去读，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总之，这本书可以说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通俗文学，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是一种民间文化的掠影。
作者善于从日空见惯的的农村俗语中提炼材料，譬如《倒头马起来了》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讲的是一个旧社会靠辛勤劳作的农民，发家后又遭到土匪的暗算，失去钱财，也失去了两个儿子，从此以后再抬不起头来了，被人叫做“倒头马”，这外号越发使他抬不起头来。一个穷朋友为了使重新他振作起来，就帮他做了一套新大门，每天让他早早起来开这大门，人们听到沉重的门声，就说“倒头马起来了”，越叫越响，果然倒头马起来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再次发了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旧社会农民精神支柱之所在。
还有《书记挨打》，本来素材是：一个大光棍不孝敬爹娘，爹娘治不了，舅舅可以惩罚他却又不见不到他，惩罚不了。一次舅舅在大集上见到他，说给我跪下！然后不由分说打起来。外甥问为什么打我，舅舅说你为何把我的玉石嘴铜烟袋偷走了？外甥辩驳道，我三年没去你家了，咋会偷你的玉石嘴铜烟袋。舅舅说我打的就是你三年不去我家。终于把这个不孝敬爹娘的东西制服了。然而作者却赋给这个素材以新意，写出了新时代人们为致富而顾不得亲情的无奈。从中见到作者提炼素材的能力。
何为特殊？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民间文学，一般是指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歌谣、传说、曲艺、故事等等。这些作品一般是由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的被集体修改、加工了的文学。而魏某某的作品，除极少数是对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整理、加工和提高外，主要还是对自己几十年乡村生活中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的回忆和叙述，是其深厚生活积累的加工和提炼。
由于种种原因和历史的偏见，民间文化还没有与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也就是说还没有登上“大雅之堂”。就文体而言，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内涵相对于正统的高雅文学是通俗的；就主体而言，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相对于知识阶层来说是民间大众的。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民间文学乃至整个民间文化，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厚涵养，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根基，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民间文学自古以来就反映着人民的心声，是人民世界观的朴实表现，体现了人民的认识、志向和愿望。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的传统存在于精英和典籍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和个性便由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鲜明而又直接的表现出来。当然还不能说《乡村百年》就蕴含了整个民间文学的丰富含义，但它至少是民间文学的一滴水，能够折射出民间文学的光辉。它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乡村百年》中的故事，多是农村普通生活的艺术反映。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有真人真事的来源，故事的情节或表现出赞美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孝敬父母、见义勇为的种种美德，或表现为对一些落后农民的丑陋个性的批判和嘲讽，通过这些故事，充分的反映了劳动人民朴实的生活、优秀的品德和善良的愿望，是农村中普遍而又朴素的精神寄托。它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净化，把已经变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物化了的心理、情感、欲望打磨得细腻而纯净，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片纯洁而美丽的天空。
魏某某在创作中，有意无意的学习了著名作家赵树理小说的长处，塑造人物的特点是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情节的发展中，既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又通过作者生动形象、细腻逼真的叙述来表现人的性格特点。他的文章一开头总要介绍清楚人物的基本情况，最后又必定交待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有头有尾，一清二楚。作者的叙述又多于描写，融描写与叙述之中。同时，他的叙述又很少有大开大阖的情节、惊险曲折的场面，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去完成性格，而多是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去展现性格。这一点很能表现出魏某某精确描写的长处，如老套杆掂着几两芝麻和大“驴嘴罐子”去换油的“拧”，即“拧”得了芝麻“完璧归赵”，又白赚了沾在罐子里的“油”的细节就很传神。而李马虎被带上驴笼嘴子拴在驴桩上展示一上午后，却说什么“不是说给我办赖吗？咋不办呀？”一句话就把那个厚颜无耻的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捧腹。
《乡村百年》的语言艺术也是很有特色的，这就是生动形象、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作者善于运用民间大众所喜好的语言，完全使用口头语言和地方方言去写作。不但人物语言就是农民的口语，且极具各人的性格特点，就连作者的叙述语言也也完全口语化了，但这种语言又是经过提炼而又平易的语言，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活灵活现、明白有力的语言中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农民群众的语言当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和概念化的名词，也没有深奥艰涩的哲理辩白，更少有成语和典故的引用，但是农民的语言并不呆滞，反而是十分活泼、俏皮的，常常引用熟语、谚语、歇后语，使语言变得含蓄、生动起来。作者的叙述就是这样，往往通过一个十分通俗的方言词语，就能到非常传神的境界。他把我们经常说的概念化的词语“浪费”粮食，说成是“抛撒”米面，把胡搅蛮缠说成是“拧”，就非常形象；他描写“笑”的动作，又使用了不同的词语，如“一个个笑得打扑拉”，“又弯着腰捂着胸口喊着娘的笑了起来”，把一个年轻开朗的女子的笑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老套杆去赴别人的“席面”一点儿也不吝啬的形象是“每一次不吃个肚脐子翻着眼儿是不罢休的”，一句话就把老套杆腆着大肚子的形象写活了。还有，他形容人的无精打采，萎靡不振是“一下子像霜打的茅草抬不起头了”等等，真是栩栩如生，传神会意。可以这样说，没有了这些生动活泼的方言口语，就没有了魏某某通俗文学的特色和特点。正是这些典型的豫东农村的地方语言，使作品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当然，《乡村百年》也不是篇篇都是精品，有一些机械的照搬生活，写得比较粗俗，个别篇目甚至是单纯嘲笑一些农民的智力缺陷（《金玉》），或者是一些油头滑脑的人物专以“刁骂”或恶作剧去拿别人开心（《老八》）。这些不健康的生活现象，是不能以欣赏或展示的态度去取悦读者的。这或许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但我坚信：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写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永远都是我们追求的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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