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人物

　　

　　“百年清华四大哲人”分别是陈寅恪、潘光旦、梅贻琦和叶企孙。但是，大多数人对于叶企孙这个名字很陌生。殊不知，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等，这些如雷贯耳的两弹元勋、新中国科研领域的泰斗，都是叶企孙的得意门生。只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叶企孙鲜为人知……

　　1898年7月，叶企孙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叶父虽然是清朝举人，思想却不保守，除了教授儿子四书五经，还主动引导他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希望他“既格物，又修身，以西方科学报国”。

　　叶企孙自幼聪颖，勤学刻苦，被父亲寄予厚望。在父亲的影响下，“读书救国”从小就植入了他的心灵。13岁那年，叶企孙报考清华大学。经过初试、复试，叶企孙最终从全国63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游美学务处”选拔的第一批学生。不承想，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清华学堂也随之被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撤销了。

　　1913年夏天，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他再次报考并成功被录取。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大学毕业，同时考取了留美公费生，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两年后，叶企孙从芝加哥大学顺利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他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科研上的突破，博士论文也被各个科学家引用介绍，中国人的名字首次在物理学领域得到世界认可。那一年，他才23岁。

　　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保存着叶企孙在17岁时写下的日记：“中国之落后，在于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根于科技不发达。”年少求学时期，叶企孙便树立了“科学救国”的信念，并一直坚守着。

　　在美国待了五年之后，叶企孙学有所成，更加渴望学以致用。科学精神和民族意识让他迅速做出了决定：回国。回国前，他取道欧洲，拜访了多个国家的物理学界先驱和同行，感受到了不同观点和文化的冲击。

　　1924年，叶企孙回到国内，受聘为国立东南大学副教授，开启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第二年，他和梅贻琦一起，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同时担任系主任，开启了现代科学教育的大门。实际上，物理系的教授只有叶企孙，一到三年级，电学、光学、力学的课程全由他授课。

　　不是他想单枪匹马，而是邀请当时多位著名物理教授来清华，他们都不愿意来填补空缺。虽然势单力孤，但是为了学生的前途，他不放弃任何机会邀请更多的物理学大师给学生上课。1928年，叶企孙终于邀请到了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吴有训来校任教，这让他的脸上整日挂满了笑容，也让他看到了清华物理系茁壮成长的曙光。

　　不久，他千方百计又请来一批老师，其中包括周培源、赵忠尧等，这些全是后来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

　　当时，叶企孙名气非常大，但请当时还是普通讲师的吴有训授课，他坚决要求吴有训的工资比自己的高。他甚至让贤于人，辞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职务，坚持让吴有训担任。

　　叶企孙的付出和取得的成绩，让他在中国物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以至于有人把他和饶毓泰、吴有训、严济慈一起称为我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足见对他的爱戴。

　　新中国成立后，“两弹一星”的元勋中，13人与叶企孙有师承关系，9人是他的弟子。

　　王淦昌是叶企孙的大弟子。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个热血青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当晚，叶企孙得知王淦昌参加了游行，看到王淦昌身上的血迹，情急之中脱口而出：“你知道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列强的凌辱，要靠科学！你知道自己肩负的是什么吗？”说罢，叶企孙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话打动，从此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之路。

　　王淦昌毕业时，叶企孙安排他到欧洲留学，甚至领着他去听课，让他加强理论知识。王淦昌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校方挽留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中国太落后，留在德国有利于你进行学术研究。”王淦昌拒绝了：“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王淦昌后来成为中国核科学的开创者，有人对他说，如果当年你留在国外，凭此成就可以获诺贝尔奖。他淡定地回了一句：“但是，回国的价值更大。”这都源于老师叶企孙对他的教诲。

　　叶企孙唯才是举，努力培养每一位有前景的学生。他破例推荐刚上大二的李政道赴美留学，后来，李政道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被誉为“血清之父”。他曾说：“叶老师决定了我的命运。他在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诲和厚爱，对我后来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华罗庚当时还是个初中生，叶企孙看到了他的潜力，破格提拔他在清华算学系当教员，又送他到剑桥大学继续深造。华罗庚在数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叶企孙功不可没。华罗庚回忆恩师时说：“我一生得叶老师爱护无尽。”

　　此外，叶企孙还送钱学森到美国学习航空工程，送赵九章到德国学习气象学。钱学森和赵九章也不负众望，一个成了中国导弹之父，一个成了中国卫星之父。

　　中国核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是他的弟子。像这样被叶企孙安排出国深造的学子还有很多，他们学有所成后，也都不忘报效祖国。

　　四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极端艰难。叶企孙却省出生活费买了两包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听课的全体同学。在狂轰滥炸中，他亲自跑腿给学生买糖果，还不断地鼓励学生：“困难只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你们要锻炼好身体，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叶企孙放弃了出国访问的机会，在战乱中抢运设备，为抗日研制炸药、提供物资，在国难当头时为学生做出了表率。

　　1938年春，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理熊大缜，向他递交了辞呈，说要到前线参加抗日。熊大缜是叶企孙最心爱的学生，叶企孙自然合不得爱徒离开。但当叶企孙得知前线需要技術人才时，便极力支持这位爱徒：“你放心去吧，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只是，叶企孙没有想到，熊大缜这一去，竟然成了师徒二人灾祸的开端。

　　熊大缜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后，利用所学知识技术，为根据地制造炸药、地雷和通信设备。叶企孙则在后方运送所需材料，并派一批师生前往根据地，提供技术支持。电影《地雷战》里的地雷，很多都是熊大缜这批青年学子冒着生命危险研制出来的。

　　然而，不幸很快降临。1939年，冀中军区被怀疑有内奸，并成立了锄奸部，负责技术的熊大缜被排在了嫌疑犯榜首，不久被逮捕枪决。熊大缜牺牲的消息传来，叶企孙悲痛不已，但可怕又可悲的事情还在后面。

　　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委会主席，主持清华大学的改革工作。战火蔓延过来，梅贻琦劝他说：“你快走吧。”叶企孙断然拒绝：“我走了，清华怎么办，学生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成了清华的一把手，他还为熊大缜的冤案多次奔走，无果。他也因此惹祸上身，惨遭怀疑。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叶企孙被调往北大物理系任教授，虽然从学校领导降级为普通教授，但只要能在一线教学，发挥自己的能量，这对于叶企孙来讲，已是莫大的幸福。

　　在特殊时期，叶企孙受到学生牵连被无端指责为特务，教学工作被停止，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以致出现幻听症，每日还需交代罪行，致使他整个人处于崩溃边缘。偶尔有弟子偷偷来探望他，比如王淦昌、杨训仁等，他总是让他们离自己远点，与自己划清界限，生怕连累了学生。学生让他去看病，他堅决不去。此时的他对尘世已经没有留恋，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972年，查无实据的叶企孙被恢复了教授身份，住进了北大公寓，此时他的肾脏也出现了问题，他却认为这是生命规律，无须治疗，继续扛着、拖着。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悲凉中去世。临走前，在昏迷中，他喃喃自语：“回清华，回清华。”直到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在长眠地下整整10年之后，这位“大师中的大师”，才终于得到昭雪。

　　1992年，他的学生王淦昌、钱伟长、杨振宁等127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写了一封联名信，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立铜像。三年后，一代师表叶企孙的铜像耸立在清华校园内。

　　中国有句古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叶企孙就是中国科技事业兴旺发达的“种树人”，然而，他也是一位不为人熟知、曾被时代淡忘的大师。

　　编辑/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