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人民群众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林彪、江青等人十分恐慌。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一九六六年底，张春桥、谢富治、关锋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出台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即公安六条】。
此前，谢富治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
春桥同志：
送来你要的材料二份请收阅。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特别是伯达、江青同志是那样的关心和重视公安机关文化革命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主动地要提出要给公安机关提出几条。送给你的一个资料，一个八条，只能供你叁考，因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提出一个象样子的东西来。
敬礼
谢富治十二月七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谢富治在给关锋、张春桥、王力、戚本禹的信中又写道：
关锋同志并春桥、王力、本禹同志：
民主与专政问题，议了六条，可能很不象样子，只能供你们写时的叁考用。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现送上二份请收。
谢富治十二月十六日
【公安六条】草稿中的第三、四两条规定，凡是秘密投寄匿名信，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或公开张贴大字报、标语，散发传单，攻击诬蔑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攻击诬蔑中央文革小组的，是“反动行为”，对于有这种行为的人，以及多次进行这种活动、情节严重的人，要“依法惩办”。
谢富治多次指示专案组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对林彪等人不能有一个字、一句话的“损伤”，如有违犯，就会被视为“放毒”，“恶毒攻击”，扣上“坏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加以惩处。有的还要追“同伙”，查“后台”，株连无辜。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也被定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戴上“政治疯子”的帽子。仅辽宁省统计，因此被关押的政治疯子有三百多人，处死二十八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谢富治向公安部部分干部的讲话中说：
中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加以保护，谁要反对，我们要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
谢富治还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搞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事后，这个讲话在公安部群众组织的一个小报【公安红旗】上全文刊载，发往各地公安机关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昆明发现一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
有人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助手，其实不然，他正扮演着安禄山的角色，他与江青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十分嗳味的关系。
谢富治接到报告，立即做出批示：是一个死反革命分子，应加紧破案，逮捕法办。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封反对江青、陈伯达的匿名信中写道：“一个建议，谨防吕后专政。”“一个揭发，陈伯达是口蜜腹剑的人。”“一个要求，結束目前全国群众内战的混乱局面，恢复党组织，解放干部。”
谢富治随即批示：这封极反动极恶毒的信，要破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在一份所谓攻击康生的材料上批示：
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要坚决全部收回材料、销毁。要坚决追查，印发者是什么人，材料完全是造谣、污蔑，我不看，请你们不要扩散。送卫戍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