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一百回,蜀汉大军与曹真、司马懿率领的魏军相拒于渭水。汉兵一胜再胜,“曹真甚是惶恐,气成疾病,卧床不起”。闻讯后,诸葛亮当即给曹真写了一封信,嘲讽曹真是在鼠窜,还放话要“扫秦川为平壤,荡魏国作丘荒”,巴不得气死曹真。曹真读后,果然“恨气填胸”,当夜死于军中。
诸葛亮难道不知,气死曹真,换来的是其副职司马懿这个更可怕的对手吗?逼死曹真有两种可能:第一,诸葛亮得意忘形,一胜再胜后低估了魏人的实力,气死曹真只图自己痛快;第二,诸葛亮神志清醒,他知道司马懿虎视眈眈,但他情愿与司马懿一决高下,或许他认为,只有对阵司马懿才能证明自己,才能打服魏人之心。
古人与今人,在理性与荣誉的权衡上有本质不同。《三国演义》中,不论赳赳武夫还是文官谋臣,皆爱说各种大话,有些豪言简直莫名其妙,不知说话人的自信从何而来。
战长沙,某校尉阻拦黄忠出马,说“不须老将军出战,只就某手中定活捉关某(关羽)”。魏军在黄河渡口的守将拦阻关羽,张嘴就是“你只杀得无名下将,敢杀我么”?文人祢衡、杨修之辈更是爱夸海口。虎牢关外,吕布、华雄双双说下大话,前者说“关外诸侯,布视之如草芥”,后者说“吾斩众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耳”。结果关羽斩华雄,只说了一句“酒且斟下,某去便来”,高下立判,使虎牢关故事成为快意名篇。可见,话说得满,通常没好处。只是,关羽一战成名之后,也染上了一样的病,在白马坡,他说颜良:“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
一切大话、满话,皆因荣誉而来,武将要立军令,文官则好赌上颜面,人人都想直接得到承认、赞许。在祁山,司马懿说,诸葛亮之军必从斜、箕二谷过来,曹真不信,司马懿说,要不我俩分兵两路,各守一谷口,十日为期。“若无蜀兵来,我面涂红粉,身穿女衣,来营中伏罪”。虽然他打的是消极的赌,但大有示强之意,不亚于那些声称“敌军一千个来,一千个死”的武将。
荣誉需要示强来博得,有多少武将听到主帅安排自己一触即退、以诱敌深入时,第一反应都是老大的不乐意:你的谋略有辱我的威名!那些懂得示弱、扛得住侮辱的人,例如在五丈原见诸葛亮送来女人衣裙而一笑置之的司马懿,则被升到了军事家和战略家的级别。他们的世界,武夫们不会懂。正因如此,诸葛亮故意气死曹真才会这样让读者耿耿于怀:假如他真有志于北伐大业,就该留着曹真。
然而,任何国家都不能忍受自己的军队一再遭到失败。诸葛亮逼死曹真,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曹真虽是曹魏的皇亲国戚,但他败得太多,要保命是保不住的,对方不可能甘心长期忍受战败之辱,来成全诸葛亮金灿灿的军功章。
所以,既然魏军有更有实力的人物随时待命,而无能的曹真留也留不住,干脆让他死吧。
现代人已经渐渐发现,高调是不明智的,即使带来了荣誉,荣誉也苍白无力。于是,所有情商高的统帅都会事先恭维对手,设法释放压力。这是一种现代的虚伪。而古人虽然幼稚可笑,爱说大话而后枉送性命,可他们多么有真性情!他们立军令、发毒誓、打狠赌,迫使自己心口如一、言出必行,對自己如此决绝,千载之下,依然让人敬畏。
诸葛亮那篇催命文章,写得委实不怎么样,但他气死曹真、迎来司马懿,则是出于一种荣誉感:我主动选择了一生中最强劲的对手,我死而无憾。这种由自信撑起的荣誉感,已经不多见了。
编辑/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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