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承

　　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专制皇朝里，储君因为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故被视为国之根本。立储一事，无论哪朝哪代，都是极其重大而又颇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如果当朝皇帝已经育有后人，立储之事尚不算什么；但是，假如当政的皇帝尚未有后，立储可就麻烦了——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大臣们会竭尽所能替皇帝分忧，想尽办法提醒皇帝考虑用旁系血统的过继儿子传承皇位。千年之前的大宋朝里，就出了两件与此相关的事，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仁宗朝的司马光和高宗朝的岳飞。

　　《宋史》中详细记载了司马光劝仁宗立储一事的本末。仁宗赵祯其实育有皇子，但两个皇子赵昕和赵曦均夭折，但他仍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新皇子的降生，所以一直未立国嗣。

　　不过，毕竟仁宗年事渐高，若久不立皇储会令天下人寒心，所以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也上书力请，而且还给范镇写信准备以死抗争。后来，仁宗把他叫到身边，司马光再次重申他的观点，仁宗沉思良久才说：“你是不是让我选宗室为继嗣啊?我知道你这话是忠臣之言，只是旁人不敢提及罢了。”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臣言此自认为是大大地该死，但还望陛下虚怀听纳。”

　　这下皇帝放心了，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也没什么害处，古今都有啊!”司马光退后又接着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闻得此言，仁宗大为感动，亲笔批示将此议送中书省办理——于是立养子赵宗实(后来的英宗赵曙)为嗣的事就敲定了。当然，在此后的岁月中，英宗父子也没亏待司马光，加官晋爵的事暂且不论，单看宋朝皇室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提供了多少便利的条件就知道什么叫大恩不言谢了!

　　此事过去七十多年后，大宋朝再次面临着皇帝无嗣子的尴尬局面：靖康之变后，北宋皇室几乎被金人全部掠去，唯一的漏网之鱼就是南逃的徽宗九子康王赵构。他虽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延续了赵氏江山，但却和老祖宗仁宗一样，有子却早丧，自己也因受惊吓而得了不育症。这大好江山该传给谁呢?替皇帝操心的人很多，但敢直接和他面谈此事的，只有岳飞。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庚子，刚刚起复担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的岳飞率亲兵赴行临安。第二天，赵构将他召到内殿谈话。令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岳飞居然没和他汇报军国大事，而是向其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30岁的赵构听完之后，很干脆地回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听到这句话后，“飞色落而退”。从“色落”一词，我们不难想见岳飞当时的窘境。

　　但过了并不太长的时间，岳飞居然又一次向皇帝提及此事。《宋史·岳飞传》上说，绍兴十年，金兵南侵，岳飞率部回击。在即将出发时，他又在密奏高宗的上疏中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或许是因为这次金兵快冲到家门口了，赵构看到这句话后的反应竟是对岳飞“大褒其忠，授少保”。然而，这仅是表象而已，一年多以后，旷世名将岳飞就在大理寺的狱中饮了皇帝御赐的毒酒，走完了他悲剧英雄的一生。

　　同样是为皇帝尽忠，为何换不来同样的命运呢?窃以为原因有三：

　　其一，文武有别的身份差异是让皇帝对他们的忠心产生疑问的出发点。

　　司马光是个保守的文人，而赵宋皇朝又奉行重文抑武的极端政策，再加上太祖赵匡胤立的“本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300年不变的制度。赶上了这样的时代，身为饱学文士的司马光想不出人头地都难!相反，岳飞是从一个兵头起家的，虽然仅用10年时间就当上了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升到了武将中的最高职位，但想再进一步，成为左右朝政的首辅大员，则如同镜花水月一般。当皇帝的很清楚，文臣的野心远比武将小，文史学家司马光议立皇储让人看不出有什么别的用意，而手握重兵的岳飞议立皇储至少让皇帝感到不安——当年宋太祖不就是趁着老柴家储君年幼的机会黄袍加身的吗?

　　其二，两人的性格虽说都属于正直倔强一类，但其实还是有些差别的，这细微的差别也许正是皇帝区别对待他们的原因。

　　有言道：官场中人都经历了由小白兔进化成大灰狼再到老狐狸的过程。这话对司马光和岳飞来说不全对，因为两人最终都没变成老狐狸。不过，司马光这只小白兔的确进化成大灰狼了，我们看看他执政后刚愎自用，不恤人言，全面罢废王安石新法的举措即可得知。然而，岳飞这只小白兔在政治上却连大灰狼也没进化成功。笔者无意否定岳飞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军事才华，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是显而易见的。翻翻史书我们不难发现，岳飞有个习惯性的举动就是屡屡请辞。总是拿不干了要挟老板，讨价还价，这样的员工有谁会一直迁就他呢?高宗因苗傅和刘正彦叛乱受惊而失去生育能力的事毕竟是隐疾，岂可为外人道也?岳飞居然当着高宗的面为皇帝谋划旁系血统的接班人，简直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已是九五之尊的赵构此时若不怒发让岳飞“色落”的上述言语，皇帝的尊严何在?男人的尊严又何在?

　　其三，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差异太大，所遇到的皇帝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所以境遇自不可等同看待。

　　仁宗时，北宋正当承平盛世，严重的社会危机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臣子为性格还算宽厚的仁宗皇帝考虑嗣子之事，在和平年代里也确实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但到了南宋初年，紧张动荡的战乱环境意外地让赵构登基称帝，使大宋皇朝存续下去成为赵构最大的政治任务。时代不允许赵构做个弱势帝王，更不允许他顺从掌握军权的武将。岳飞在1140年的北伐获胜后曾对其部下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我想如果高宗听到了这句话，心头肯定会寒意四起——赵宋皇朝不就是在军权在握的武将和部下“痛饮”之后建立的吗?就算你岳飞能直捣黄龙，也应该和朕痛饮，岂有与部下痛饮之理?再有，你岳飞一不贪财，二不好色，那你到底好什么呢?是不是好权啊?我三十几岁你就请立储君，一旦体弱的我哪天不在了，你好踩着我没有根基的干儿子登基称帝呀!

　　成败晋落信有因，世界上哪有无因之果呢?虽然议立储君之事本身是一样的，但司马光和岳飞悲喜迥异的个人结局却提醒了后人，专制帝王的家事还是少管为妙啊!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