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清末状元张謇是一个企业家和教育家,在家乡南通办了很多企业和学校,其实他在江苏也开展了一些政治活动。
初涉政坛,奠定政治抱负
张謇出生于1853年,16岁考中秀才,22岁开始为一些地方官员做幕僚,走上与政治有关的道路。
张謇家在南通海门常乐镇。清代有个规矩,如果一个家庭三代都没有人考取秀才以上功名的,后代不能直接报考秀才,必须要有三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连环担保才可报考。张謇缺少这些条件,他的老师便帮他找到如皋一个叫张驹的人,以其孙子“张育才”的名字冒名报考。后来,张謇如愿以偿,考上了秀才。但如皋张家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经济要求,未获满足后,便告张謇“冒籍”。张謇父子四处奔波、沟通,折腾了四五年,最终在南通知州孙云锦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孙云锦也由此对张謇的才学有了较多的了解。
后来,孙云锦调到江宁发审局任主事,聘张謇去做幕僚。当时江宁发审局是一个准法院机构,帮助巡抚处理一些疑难案件。发审局地位较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从此,张謇就走上了政治道路。
在江宁发审局期间,张謇一方面帮助孙云锦处理很多疑难案件,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对江苏各地的社情民意,包括百姓的生活和疾苦,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萌发了改造社会、变革政治的理想和抱负。他曾经到淮安处理积案,看到淮安百姓比南通百姓还要贫苦。他还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和土地制度问题,在当时的一首诗中愤然写道:“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头蓬胫赤足籍苴,少者露臂长者乳,乱后田荒莽且庑,瘠人腴田田有主。”他觉得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决心以王安石、王船山为榜样,践行经世致用之学,为强国富民建功立业。他在诗中写道:“苍生安石与同忧” “船山不是一经儒”。
张謇在江宁时,办书院、修县志,促进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政治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个地方官员——驻扎在南京浦口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吴长庆与孙云锦都是安徽老乡,比较熟,来往多,张謇因此与吴长庆相识。吴对张謇很赏识,给了丰厚的俸禄,聘他到“庆军”做高级幕僚,还在衙门后面盖了几间房子给他。张謇也不负吴的厚望,帮他出谋划策,治事理政,做了很多事情。张希望吴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中兴名臣,自己也可以“朝鱼而暮龙,功名蜕侯伯”。
后来,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朝鲜,在朝鲜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己也得到很好的锻炼,政治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张謇起草的《朝鲜善后六策》等策论,广受朝廷官员赏识,甚至引起了太后和皇帝的关注。
张謇在“庆军”还认识了袁世凯。袁父与吴父是生死之交,在抗击“捻军”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情。袁父去世后,袁世凯就投靠了吴长庆,并随其到了朝鲜。受吴长庆委托,张謇空余时间帮袁世凯读书。袁世凯把张謇当作老师,当成上级,敬称“季直夫子大人”。后来,因为看不惯袁世凯的一些品行表现,张謇与其断绝了关系,但20多年后,又主动与袁复交,从而演绎出一段搅动时局的故事(1911年5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张与袁在河南彰德密商如何应对危局)。
从跟随孙云锦到吴长庆,张謇初涉政坛,开阔了政治眼界,积累了政治阅历和政治人脉,奠定了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
后来,吴长庆在朝廷内斗中受困,不久便去世了。1885年,张謇离开“庆军”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北洋大臣李鸿章都想聘用他,但都被婉言谢绝,即所谓“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他要回乡备考,想金榜题名,从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
张謇回到家乡后,一边备考,一边做了很多与政治有关的事。首先,他做了许多慈善,救济当地农民。为了防止倭寇骚扰和内乱,组织了地方武装——“滨海渔团”。其次,联合当地商人,向政府提出降低税捐的诉求。他在江苏各地,包括赣榆、太仓、东台、崇明等县创办书院,编修县志,并帮助当地政府做一些兴修水利、改善民生的事情。可以说,这时的张謇,足迹遍布苏南苏北,多方涉足社会政治领域。
由此可见,从秀才到状元(22岁到42岁)是张謇在江苏政治活动的第一阶段,是在地方上参政理政的“见习期”,丰富政治资源(人脉、经验、声望等)的“积累期”,准备冲顶最高学位、介入全国政治的“预备期”。
主张改革,达到政治鼎盛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即,张謇以新科状元的身份支持老师翁同龢的主战意见,上疏痛斥李鸿章“主和误国” “以庸劣而败和局”,一时名震朝野、誉满天下。不久,因父去世,张謇告假回乡丁忧守制三年。
回乡期间,张謇受张之洞委托,“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招商办厂,开始探索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任职“总办通海团练”,兴办地方海防武装。趁办团练之际,他为花布商人议办“认捐”,经营义庄社仓,修路建桥,筹划道、海、泰、如四地合习乐舞(古典礼乐),为书院筹措经费等。在混乱的国家政治不能直接解决问题的情況下,张謇迫于无奈,选择在家乡从实业开始,兴办各项民生事业,再慢慢促进社会改造和政治改良。
1898年,张謇回京销假,恰逢戊戌变法。张謇明确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但又对康、梁的策略和做法不太满意,认为他们过于草率冒进。而他的老师翁同龢与张謇观点一致并采纳了他的许多意见。后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翁同龢均有不满,将其罢免。张謇见此情形,赶紧请假回家。不久便发生了“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惨案。张謇见政局混乱,只得在老家继续办纱厂和各项民生事业。他在江边建了一座“望虞楼”,以表对软禁在长江南岸常熟虞山脚下的翁同龢的挂念之情。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八国联军入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一带的官吏、乡绅、企业家和一些知识分子呼吁采取东南互保的方针,张謇带头响应。而关键性的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事的态度一直不明确,张謇特地赶到南京劝说刘坤一去上海与外国领事签字,东南互保局面就此形成。东南互保,保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但清朝的权威严重下降,民间团体相继出现,呈现出地方强中央弱的局面,为辛亥革命铺了路。
后来,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主流思想,认为中国要想强大,不受外辱,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张謇历来认为,中国的贫弱,“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当之”,因此必须像日本那样搞明治维新。在立宪运动中,他注重进行舆论宣传,包括编印《日本宪法解义》等书分送朝野各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上奏朝廷建议仿照日本明治变法,“定为大清宪法帝国”。同时,他创立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逼迫清廷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预行组织责任内阁。显然,张謇已成为全国公认的立宪运动领袖。他在晚年编写“年谱”时也认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搞了立宪运动。
1908年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任议长。这是全国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省咨议局。由于张謇积极推动对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行政监督和制约,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江苏咨议局成了全国议会政治的示范引领者。张謇委托南通学生孙支厦建的省咨议局大楼,是中国近代的经典性建筑,也是1911年底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场所。
在辛亥革命前夕,张謇上下奔走、协调各方,在官府和民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即“通官商之邮”。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堕落,慢慢失去了民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占了上风。1911年10月10日,张謇正在武汉办事,武昌起义爆发。张謇回到江苏,与江苏巡抚程德全、江宁将军铁良农等商讨办法,试图拯救局面。但很快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回国筹建民国政府。张謇便及时从立宪转向共和,促进南北议和,对辛亥革命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手托三家”:一劝袁世凯顺应潮流,包容革命,拥戴共和;二劝清廷“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三劝革命党人临时执政,理性妥协,和平过渡。最终,三个方面基本上采纳了张謇等人的意见,中華民国终于诞生。因此,有人称张謇是民国的“助产士”。
辛亥革命以后,张謇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任期将近两年,其间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他在任职宣言中明确表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因而着力于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促进经济的发展。从1895年到1915年这20年时间里,张謇围绕自己强国富民的理想,活跃于朝野,奔波于南北,立足江苏,背依东南,搅动全国,为全国政治的正向演进和历史转折做出了重要贡献。
辞官回乡,打造地方政治南通模式
张謇晚年在家乡,不仅把办实业挣来的钱用来兴建教育、慈善等,还着力于城市建设和政治建设,将南通打造成“中国近代第一城”。实际上,张謇搞实业,是为了给自治打基础,而搞自治,则是给政治改良打基础。诚如他自己所说,“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张謇在南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以下的地方“议会”——通州县议事会,除了一般的参政议政以外,还负责测绘全境地图、调查统计人口、设立政法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等,做了许多“州官”应该做的事。当时县议事会可以推定户籍、财政、工程、警务等行政负责人,并对之进行监督、责询,已初步显露了近代民主政治的雏形。他还配合当地行政建立了许多民间组织,以完善现代治理结构。
1919年,在“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口号下,张謇与儿子张孝若组织了南通自治会,将大权掌握在上层绅商手中,其内部机构设置、职权分工与地方政府相仿,支配了地方政局。同时,他还想把这一模式推广到江苏全省,筹办“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以实现“苏人治苏”。张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在江苏地方官绅中的广泛影响,以及家乡民众对他的积极拥戴,以非官员的身份“主政”南通,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全方位地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样板。可以说,张謇的南通模式是地方政治的模式,是政治现代化探索的一个结晶。
可见,张謇一生主要的抱负和作为是在政治方面,在全国和地方的政治舞台上,他都力求通过政治变革,促进实业教育和民生各项事业发展。
(责任编辑:吕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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