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林

　　吴调公（1914—2000）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笔者有幸与之共事三十年。如今调公先生已逝世十余载，但往昔交往的情景依然令人难忘。调公先生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夙仰硕学，兼以交亲”（1987.4），我在为一位弟子的博士论文作的序中则说“调公先生为学界前辈，我经常登门向他请教，他亦不时光临舍间谈学，相处甚洽”（2000.7）。调公先生说在下“硕学”显为过誉，“交亲”倒是真切，而“亲”则为不断交往所聚成。

　　一

　　虽久仰调公先生大名，但直到1969年末笔者调入南师，方得相识。在一次偶然相遇的交谈中，我说到1958年曾被调去苏州参加江苏师院重办中文系的工作，他便说及自己则是五十年代中期从江苏师院中文系调来。有此一段错时的“因缘”，似乎有了共同的话题。但正值“文革”高潮期间，彼此均不能深谈，直到七十年代初，高校逐步恢复招生之后，方可交谈业务、切磋学问。

　　我虽是南京人，却在杭州读大学，在苏州教大学，在新环境中纯粹是个“外来户”，处境十分艰难。除却做好领导分配的工作外，只是埋首牖下，读书作文而已。当然，不合“潮流”的学术文章是无法发表的。但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从1976年下半年起，每年都有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刊出，少则四五篇，如1977年4篇，1979年6篇；多则十余篇，如1981年10篇，1984年14篇，逐年不断。因此得到系中老辈学者如唐圭璋、段熙仲先生的称许，而调公先生也十分关注，每次见到都予首肯，并根据他早年的经历，告诉我只有努力做出成绩才能改善处境。

　　从此，每当他闻知有关笔者的讯息，便及时告我。如1977年我所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略论吴敬梓“治经”问题》等文章，被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李俊民先生见到，便交代古籍编辑室（后分立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给我发出“沪版77古字252号”约稿信，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书稿，“读者对象为大学文科师生”。此事我并未声张，岂料不久后，调公先生特来舍间，说上海有两位编辑来，谈此前约他撰写的《李商隐研究》书稿事，谈话中还提及曾约我写《吴敬梓研究》，我乃将约稿信出示，他颇为我高兴。后来编辑室主任陈邦炎先生来舍间谈书稿事，他说及该社很重视书稿质量，一般以“研究”题名的书不多，即使老先生的书稿，尽管为其印出，也不轻易称为“研究”。他还提及如吴调公先生的书，我们就冠以“研究”；又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该社当时尚未约过冠以“研究”的专著，但读过我的文章，相信能写好，希望我要抓紧，又要认真。事后，我将此事告知调公先生，并表示今后要向他请教，调公先生则很谦虚地表示对吴敬梓素无研究，彼此切磋讨论。

　　香港《大公报》约稿事，调公先生也及时告诉我，说副总编辑陈凡先生来南京向他约稿，并请他转告我，因要拜访几位老先生，时间紧迫，不及来看我了，希望我也写稿，并请调公先生将该报在宝安（现深圳）的一个邮箱号码告我，稿件可直接寄该箱，他们每天有人来取。几天后，遇到段熙仲先生，他也说了同样的事。不久，收到夏承焘老师从北京来信（1978.1.18）说“香港《大公报》副总编陈凡前不久来京组稿，拙作（指《论词绝句》——陈注）遂为取去。彼离京后，曾到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学组稿，想你已晤及”，方知陈凡先生约稿事，乃由养病北京的瞿禅师推介，但吴、段两位先生热情而及时告知，也是令人感谢不已的。由此，我在该报发表了几篇文字，后该报《艺林》副刊责编马国权先生来函，希望我能为他主持一个专栏，每月提供两篇文稿。因当时除教学工作外，正抓紧时间撰写已约定的专著，便婉言谢绝。

　　其它的社会工作、学术活动等等，时常也得到调公先生的告知。如1987年秋，调公先生特来舍间，说省高教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他曾继徐复先生之后被聘为评审组成员，今年则由我继任。此际我一无所知，但不久果然收到聘书。此后，八九十年代，曾多次被聘参加此项工作。调公先生属于文艺理论教研室，笔者则归于古代文学教研室，但有些活动，却同时被邀请。如1987年4月，《南京日报》社、《南京史志》杂志社等单位主办“南京文化”讨论会，南京大学有叶子铭等先生与会，南师则有调公先生与笔者应邀。1988年1月，省、市作家协会和《南京日报》社联合主办“南京味”文学讨论会，作协有艾煊、海笑以及《钟山》主编刘坪等参加，南师则有调公先生、吴奔星先生以及笔者参加。与调公先生共同参加这些活动，会前、会后都会交流、探讨，自然交往更“亲”了。

　　二

　　与调公先生相处三十年中，有过多次合作，诸如被邀请参加论文答辩，又如接待国外学者等，都留下愉快的记忆，令人难忘。

　　我校中国文学专业，分别于1978、1981年先后建立硕士点和博士点，均由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领衔。唐老曾先于1978年招收词学硕士生两名，段熙仲先生于1979年招收汉魏六朝文学硕士生六名，继而为吴调公先生于1981年、1984年分别招收两届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生两名和三名；再下一轮即为笔者招收元明清文学硕士生三名。除段老邀请北京曹道衡先生主持答辩外，也邀请笔者任答辩委员；吴调公先生则邀请上海徐中玉先生任答辩主席，两次也都邀请我为委员。第一次邀请，吴调公先生事先来舍间相约，在我同意后，乃由系里发出聘书。三年后（当年招收研究生，必须教完一届后才能招收下一届）调公先生指导的第二届硕士生，同样邀请笔者参与答辩。

　　正如段老所指导的硕士生中，有一位后来随我攻博；调公先生所指导的硕士生中也有一位随我攻博，两位早已学有所成，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了。调公先生指导的这位硕士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与叙事》出版时，约请笔者写序，在序中我写道高君“此书即将出版，嘱我为序。我答之曰如调公先生健在，此序当请调公先生撰写为宜”。高君则“答曰：‘调公老师在，当请两位老师写，如今调公老师已归道山，只能请美林老师写了。言之不胜怆然”。此文开首所引之言，即此序中之语。重提此言，也令我“怆然”。

　　至于与调公先生共同接待国外学者事，那还是1986年初，学校领导找了调公先生与笔者去，交代我们一个任务：罗马大学终身教授焦里阿诺·拜尔突乔里是研究我国明清文学的专家，重点研究张岱，因为他曾任过意大利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官员，所以去了浙江，便要来南京访问。要我们认真准备，做好交流工作。调公先生乃推我主谈，我再三推辞不掉，只能接受。过去只读过张岱的小品、散文，如《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等，张岱著述极丰，当时只能就重要的几种如《石匮书》及后集、《琅嬛文集》等以及有关志书、史料，粗粗检读，对他的家世生平、思想气节、著作特色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列出提纲，交谈要点。交流如期举行，从交谈中得知拜尔突乔里教授曾将我国一些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如《陶庵梦忆》等，可见其研究有一定深度。他曾再三询问我在浙江读大学以及何以名“美林”的情况，慢慢谈出，原来他的夫人是杭州人，名“朱美琳”，说到此处，交谈更为轻松愉快。分别后大半年，他曾令几位女博士在南京汽车厂（生产依维柯车）工作之余找到我补习中国文学课程。接待工作后，调公先生建议我将准备的材料组织成文。乃检索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论文索引》（1949—1979）和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900—1978），有关张岱的论文并不多，包括港台在内，不过三数篇而已；八十年代初国内有几篇，多为考据其字号、籍贯、卒年，或鉴赏其几篇散文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少有全面研究的论文。便按调公先生的建议，写成《晚明爱国学者张岱》，刊于学报1986年4期。从此，或有单位将研究这一课题的申报材料送来评审，或有人请为其著作写序。如现任闽南师范大学教授的张则桐，因早年随我攻硕，后来一直与笔者有联系。他的研究成果《张岱探稿》，在成书过程中一再请我作序，“不能不勉力为之”。成文后先在文学院学报发表（2009年2期），又值湘潭大学再三邀请笔者参加他们主办的明代文学讨论会，乃将此文提交会议，收入大会论文集。后又收入拙作《三读集》（商务印书馆2013.12）一书。则桐在“后记”中说“感谢陈老师为本书撰写序言，为我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张岱指明了方向”。2015年10月7日收到则桐来信，并寄来上海2012年6月出版的张海新所著的《水萍山鸟——张岱及其诗文研究》一书的几页复印件，因该书言及拙序，说“虽是序言，但对张岱的研究也不无参考价值”，认为拙序指出的张岱文艺思想的演变和创作的师承，以及将张岱的史学和文学“联系起来”一并研究等等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则桐则在信中说：“我研究张岱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学习您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路线，虽然未得精华，但已获益良多。所以在感情上和学业上，我一直把您视为自己的授业老师，也一直以为能列入您的门下而自豪。”上述之事均在与调公先生共同接待海外学者之后所发生，如不是调公先生坚持让我主谈，建议我写文章发表，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了。

　　三

　　调公先生治学刻苦，著述勤奋，他的高足王长俊教授在《我的老师调公先生》（《烟云集》，四季出版社2015.11）中就说：“除了读书，就是写作，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天道酬勤。由于调公先生全身心投入治学，成果丰硕，为人所重。他的《李商隐研究》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在1985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评比中获一等奖；笔者追随其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敬梓研究》则在1988年第二届评比中获二等奖，但拙作《吴敬梓评传》（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则在1994年第四届评比中获一等奖。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著作在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得一等奖者仅调公先生与在下的著作。1995年国家教委主办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长达十余年间的成果均可申报。其中中国文学（包括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美学、少数民族文学等）一等奖17项，南京师范大学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获一等奖（排序3）；二等奖52项中，有拙作《吴敬梓评传》（排序1）和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排序37）。笔者还被邀请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会。匡亚明对拙作获奖十分高兴，要求“思想家研究中心”主编的《动态信息》（78期）及时发表《〈吴敬梓评传〉再次获奖》的报道：“据悉，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评奖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参评对象的时间跨度和数量均不同于以往一般的评奖。《吴敬梓评传》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而名列其中，这对于扩大整套‘丛书的影响，提高‘丛书的声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调公先生见到这一报道，颇为笔者高兴，但也分外感触。

　　调公先生取得的成绩，对提高学校的声誉也是有贡献的。不仅《李商隐研究》获奖一事。另有一事也可说明。《文学遗产》是国内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刊物，素为全国学者所肯定。在它创刊四十周年、复刊十五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95年秋在京举办隆重的纪念会，邀请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与会。笔者虽被邀请，但因课务繁忙，未能与会，仅发去贺电。会后收到《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集中有《〈文学遗产〉复刊以来论文和作者队伍的统计分析》一文，据云该刊复刊十五年（1980—1995）以来，共发表研究论文1005篇，发文较多的单位26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一，发文139篇；北京大学第二，发文35篇；北京师大第四，发文30篇；苏州大学第五，发文28篇；华东师大与南京师大并列第七，各自发文26篇。该文还统计了在刊物上发表三篇以上的作者称之为活跃作者的名单，列出其发文篇数和所属单位，活跃作者有84人，发文330篇，有16个单位活跃作者人数较多，第一位仍为文学所，18人71篇；第二为南京大学4人12篇；北京大学与南京师大并列第五，各为3人11篇；复旦大学第七，2人10篇。南京师大三人为段熙仲先生3篇，调公先生及笔者各4篇。当年段老经常说起“文革”前，南师古代文学专业在全国排名一直靠前。而1995年《文学遗产》的排名，虽仅从论文一个方面考虑，但由于该刊的学术地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古代文学专业的实况，而调公先生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他并不隶属于古代文学教研室，但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成绩则不是可以忽略的，应予充分肯定。

　　调公先生一生勤奋，教学、科研贡献良多，然而晚景十分凄凉。据长俊教授文中说，他曾去“临终关怀医院去看他”，只见他“双眼紧闭，直挺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不禁感叹道：“唉，一位著名的学者，我的老师调公先生，他的‘最后的日子，竟然是如此的凄凉！”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要补叙一事：多年以来，每逢春节，总有校领导和院领导分别来看望，每次来都携有一袋食品以示慰问。有一次院长带了一纸箱来，说是桔子。隔了几天打开纸箱，却是满满一箱书，竟然全是调公先生藏书：大部分是作者送他的，也有少数他自己的书。当即请人送回院长。调公先生曾题赠《李商隐研究》、《古代文论今探》、《神韵论》等著作，如今人虽去，书仍在架上；我也曾将自己的几本论著如《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新批〈儒林外史〉》等题请调公先生指正，不知是否也在此一“劫”中。人去书散，更令人神伤！

　　（责任编辑：顾鸿）